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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陈大师主要是说了这些话，说明他的办法，只是文化体制说一层的考量——
"夫纲纪本抽象之物，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起所以依托为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为最要者。故所以托者不变异，则依托者得以保存。……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急剧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依凭，不待外来学说之抨击，而已消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恬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见 《白璧德与中国》一书引陈寅恪语/《唐振常集》等书中也有此类阐述）
这样，唐振常先生说，王国维是为此殉身，陈是为此殉道——殉道，更难，一生悲怆，庄重，坚毅，但是和毛的大众化比较，陈不止是小众，是微众化——微而巍巍，山不在众脉蔓延，而在峰颠，为陈。
2，既然纲纪无凭，是不是要回到道光之季，就难说。但是，其方法论隐含着这一点。在革命时代是为“新”，革命之新，就成为德没克拉“贼”——辜鸿铭语。于是“陈”旧为新。
3，其实就是反革命论。五四，吴宓大反之。谓引进马克思，易卜生为邪，警譬也！《新青年》不是出了一刊老易吗？
接下来反映在唐为陈做《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提出胡人胡化，汉人汉化的文化见解。鄙以为主要是大师考量如佛教和儒家的互相融合，摩宕，形成内外文化肌体的强健。方法还有他的诗歌、传记、历史的研讨角度。后来的柳如是就是一范。
最后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个大原则，大方法——只是他不是孟德斯鸠和洛克，不会直接诉诸中国政治改革革命说。他的自由主义在政治论说方面，还是缺憾实在的。
以上和99兄一榷。这是大文章课题，这里苟简提出，实望拍砖头也！
祝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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