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往事：1990年
(四)
道路，风筝，罗兰巴特和灰烬计划
对上海，我曾经写下过许多和我并不相关的文字。一座舞台般的空城，街上阒无一人，房子陌生。我梦中看到的上海永远如此。的确有点刻意，连潜意识也中了毒。1998年写《老上海》，最先是图片诱发了我，观察、援引、讽喻紧随其后。我在图片里倘佯，竭力修改我的梦中所见。那时候，许多人迷上了“上海考古学”。我觉得我有必要同他们划清界线。一年以后，我在《地图与肖像》中徒劳地辩解道：我写上海，“不是出自热爱，或不合时宜的怀旧情调，而是因为不相干。‘不相干’，这虽为冷冰冰的词，却也不失其魅惑……那些与我无关的片断，一遍一遍地，在无聊时分被反复默写，并不全记载到纸上。其实我并不迷恋本城，它一成不变，总是‘在那儿’，同时又即生即灭，不易捕获。我迷恋的只是‘此在’，它一边涌现，一边丧失，刚才还在，转眼无影无踪。还有，我对迷恋的迷恋，已经病入膏肓，就像一个自恋者，到处看到自己的投影，无可救药了。‘存在即被感知’，许多作家信奉这句话，他们不明白，写作本质上是一种遗忘的治疗过程，因为他们梦想克服的就是遗忘。而遗忘的致命之处，正在于记忆注定要随着‘此在’的沦丧而一同流逝。在遗忘中，或在对遗忘即至的预感中，他们用词语去描摹刚刚经临的世事万象和生活历程，希望把它们从永久的沉睡里唤醒，就像身边的照相本，可以随时拿出来翻阅。为了避免‘此在’陷于万劫不复的深渊，以及由此引发的绝望与伤恸，写作就成为一种最好的纪念……在本城，怀旧已蔚然成风，仿佛是人人皆可参加的考古，又像是千年庆典前夕的一幕伤感剧，它的主题叫‘缱绻’。”
一年一度，艺术博览会如期而至。高波的个展《失梦人》在视平线画廊开幕。又是一个与梦有关的主题。夜幕再次降临。雨不停的下，计程车从紫云西路出来，缓缓穿过虹桥路。关于汽车喇叭和雨伞的变奏曲。在路上。闪过两个人的名字：凯鲁亚克与张恩利。他们的主题是“路”。前几天刚去了一趟莫干山路张恩利的工作室。次日，我在给恩利的短信中说：“很高兴你的画能出现在我的书的封面上，命中注定! 看到你的大空间、帘幕、墙和道路我心跳不已! ”刮水器在前窗玻璃刮出两道彩虹，左一下右一下。后来我们从恩利工作室出来，经过水塔和裸露的水泥楼梯，去半度酒巴喝啤酒。那天下午大雨如注，天棚玻璃往下滴水，滴到桌子上。酒巴里有一个女孩坐在角落上网，我一直没看清她的脸蛋。湿漉漉的空气里飘浮着爆玉米花的香味……徐家汇天主教堂到了，对，向右拐弯，停车，“天天渔港”，四个霓虹灯大字赫然在目。饭天天要吃，做礼拜却只需七天一次。天主教堂在黑暗里蛰伏。黑暗才是力量。饭桌上，见到程德培、张文中、孙甘露、陈村和吴斐。程德培酒兴谈兴俱佳，众人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德培带头回忆八十年代：你忘了许多重要人物! 还记得郑义来我们办公室谈到文革吃人吗，这么重要的细节漏掉了，还有李劼和陈晓明……“你的八十年代写得不好，”德培说。是是，那是随手写的，我喏喏答道。“风筝再漂亮，结果不是潍坊的，”“你是说我？”“就说你呢!”德培来劲了。“说你像罗兰巴特吧，你没有罗兰巴特的根基，”啊，别这么要求我，求求你老兄! 我为什么要成为风筝呢，为什么要把绳子的另一头交给某位工匠，哪怕他是潍坊人？我为什么不能做一只鸟，我又不是一根柱子，我要根基干什么用？罗兰巴特的根基在哪儿，巴黎高师还是巴黎大街，德培请你告诉我……“别再提我的八十年代，看我的九十年代吧!”我们在维也纳厅门口握别。维也纳厅，名字起得好，不避俗，俗到底，新拿来主义，非常小儿科，非常上海，非常且介亭。
唉，我老是跑题。五天前的计划是先写洪磊与上海的故事，题目都起好了：《苏州园林，年谱，食面者与小事物的哲学》……计划不如变化，叶芳打来电话，讨论《文化的敌意》的出版合同、封面设计和最快出版时间。我决意用恩利的一幅画，放在我这本书的封面上：黑夜之下，白雪之上，一条道路笔直地伸向地平线……在恩利的工作室，我们站在“大帘幕”前合影，我说：这画下个月要去苏黎士，可能此生我再也见不到它了。恩利说：可能吧。我说：我月底再来你这儿一趟，在它们旁边坐半天。恩利说：好的。1997年，我在一篇题为《每时每刻》的文章中曾经这样解释“道路”一词：“真理绝非是隐藏在道路尽头的一个神秘处所，而是道路本身……真理是随时敞开的，它昼夜敞开在我们脚下和道路两旁。真理不仅仅是阳光和飓风，真理还是我们脚下的泥泞和道路两旁的尘土。”话题是大了点，谁不爱听可以跳过去。
“小事物的哲学”只好留待以后说了，先埋下一点儿伏笔。我的《文化的敌意》全是“大话题”，大话题不等于“大话”。“国家兴旺，匹夫有责”是大话，“保护个人，国家有责”是大话题，依此类推。关于这本书的幕后情况，哦很简单……它源于我1990年代的逃避，以及对逃避正当性的哲学解释。一本迟到的书。直到去年，2005年我才获得充足空闲。没有任何人逼迫我写这本书。它貌似面对许多时代和社会的大问题，其实试图解决的只是“个人生活方式必须找到一个正当理由”的小问题。“时代”和“社会”这两个词听上去总是那么浩浩荡荡不可一世，它们好像是一对有生命、有意志和有计划的超人主体，让所有渺小的个人自惭形秽，只有超凡领袖能够代表时代和社会，当然这全是弥天大谎……那天晚上我们从半度酒巴出来，荡到澳门路夏面馆吃饭。薛松的胆囊终于切除了，他和张恩利一样成了无胆英雄。我们喝加饭酒，一杯接一杯。我对薛松说，我想在你的画廊搞一个派对，以我向九十年代认识的画家们赠书的名义。好啊，薛松一口答应，明年一月十六号是画廊年庆，曲丰国赶上四十大寿也想在这天开个展，一起玩吧!
有一个小小的计划我还没对薛松说：2007年1月16日晚上，我将在雅巢画廊烧掉我的一本《文化的敌意》，把灰烬装入一只透明的塑料袋，郑重其事地赠送给薛松。只是一条关于戏仿薛松的花絮，一次对哈姆雷特的平庸反讽：书永恒，还是书的灰烬永恒，这是一个问题……
2006年11月19日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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