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鍗楁磱瀹⑩€滀簹闈炴媺鈥� | Jan 18 2005

南洋客“亚非拉”

八十一子

一

　　县城中心的一条巷子里，沿八百多级青石台阶走到半山上，就是县一中。县一中是个初等中学，有一新一旧两栋楼。新楼是钢筋混凝土的三层楼房，楼前是操场，没有院墙。旧楼在新楼旁的一个小院里。进院右手是个小小的木头戏台，左手是栋二层的木楼，用做办公室。院子里还有两栋小木楼，用来做教师宿舍。

　　这个夏日的星期天中午，四处静悄悄的。院子里摆了一张竹躺椅，旁边一只小竹凳，上头放了书和茶杯。一个赤裸着上身、只着一条短裤的大个子男人仰面躺在竹椅上，伸开四肢，舒舒坦坦地晒太阳。过了一会儿，他从裤兜里摸出一把口琴，轻轻地吹了起来。琴声在院子里溢开来。有一两首大家都听得有些耳熟了，有知道的说是印度尼西亚的情歌，叫“星星索”，唱的是出海的水手思念心上人。在家里睡午觉的人们就在那口琴声中昏昏睡去。

　　晒太阳的这人是英语老师陈正明，外号“亚非拉”。陈正明虽然有个十足的中国名字，但他却不是个十足的中国人。事实上，如果他站在纽约或是阿姆斯特丹的街头，没有任何人会把他跟中国人联系起来。他长得高个头，大宽肩，厚厚的胸脯，加上大脑门，深眼窝，一头长长的、带卷的棕发向后梳个大背头，远远看上去像头狮子。

　　“亚非拉”一语来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首歌“亚非拉人民要解放”，是那时的中学生们喜欢送给长的比较黑的人的外号。可是陈正明丝毫也不黑。他是个印度尼西亚华侨，有四分之一的中国血统，来自他的爷爷，其余的血缘来自荷兰人奶奶和英国人母亲。也不知道他怎么会是华侨，大概遵循的是中国的传统，依据的是爷爷的祖籍吧。称他为亚非拉，自然是指他为混血儿的意思。

　　陈正明跟六十年代初的许多印尼华侨青年一样，怀着拳拳之心报考中国大陆的大学。不巧，船在海上遇到台风，到得广州，已然误了考期。一船十几个学生在补考后进了贵州大学外语系。没过两年，风云突变，印尼发生政变，一夜之间同中国由盟友变做寇仇。新政府驱赶华人，甚至纵容暴民屠杀华人。这批在华印尼青年毕业后无家可归，被分配到西南各地教书。就这样，一路搭错车似的，陈正明从雅加达的一个富商子弟变成了云贵高原这个县城的中学教师。他每日里胳膊下夹了一个课本去教课，认认真真地教学生们用英语说“毛主席万岁”，还把“亚非拉人民要解放”改编成英语歌曲教大家唱。他站在讲台上，像个诗人一样向前伸出摊开的右掌，热情地领唱，不厌其烦地纠正学生们的发音。

　　那时候的学校里都有个“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跳些自编自导的舞蹈，演现代京剧“样板戏”片段。陈正明没事就跟着宣传队，在后台打杂。他跟宣传队的渊源是从“亚非拉人民要解放”那个舞蹈开始的。舞蹈中，一群扮作东南亚、非洲、南美洲人的少年男女，脸上涂上棕色、黑色、红色的油膏，随着激烈的非洲鼓声跳着蹦着，做出砸碎锁链、煽起燎原大火的样子。大家都知道亚非拉的人民穿着打扮跟中国的不一样，花色品种多，具体是什么样子却不太明了。女的还好说，找些花头巾绸被面之类裹在身上，看上去就跟画片上的非洲妇女差不太多。男的不好办。有人就说，找“亚非拉”想办法。找他还真找对了。他有好些压在箱底的花衬衫，都拿了出来，最精彩的一件上印的是几个穿着极少（也就是胸前和下身遮挡了一下）、挠首弄姿的女郎。穿这件衣服的那个“非洲黑人”舞到哪里，观众的眼睛就跟到那里，出尽了风头。音乐教师兼队长邹老师想取消这件服装，但又找不到替代，只好让编导把穿这件衣服的演员尽可能摆到舞蹈队列的后排。贡献出衣服后，陈正明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宣传队的服装道具管理员。每次出外演出，他都扛着一只大木箱上车下车。他还学会了在后台把服装道具依序挂好摆好，然后找个不碍事的位置坐下来津津有味地看戏。

　　陈老师获得“亚非拉”绰号的原因也不全在他的洋鬼子模样，他的行事也有些古里古怪。大冬天里，挂了霜结了冰，他每天清早脱得赤条条的，只穿一条裤衩，站在食堂门外的自来水池边上，把一桶桶的凉水从自己头上浇下来“冲凉”。白里透红的身子让冷水一激，显得更红了。另外，无论寒暑，他还几乎每天都要在学校门前的那八百多级台阶上，上上下下跑好几趟，夏天打着赤膊，冬天穿件印着洋文的汗衫，成了这小县城的一景。

　　此刻，只着一条裤衩的“亚非拉”仰面八叉地躺在院子里的竹椅上晒着太阳，悠悠地吹着口琴。偶尔路过的女老师或女眷们都绕得远远的。　

二

　　陈正明的外语虽好，汉语却要大打折扣。除了几个跟他熟悉的同事和学生外，他张口跟人讲中国话时，人家都以为他讲的是外国话，都陪着笑，有礼貌地点着头，偶尔听出了一两个字，便作出恍然大悟的样子。日子长了，大家都觉着累，就避免跟他讲话。他自己除非有事，索性也懒得搭理人。进进出出，形单影只。

　　但是有个叫“二毛”的六、七岁的小男孩却跟他有缘。二毛是学校后山上的一个叫刘五嫂的寡妇的独生子，不知为什么叫做“二毛”，大概是头上还有过一个夭折了的哥哥或是姐姐。二毛爱到学校的院子里玩。他只要一听见陈老师的口琴声，一定在戏台的石阶上坐下来听。陈老师见他听得入迷，招招手叫他过来，拿手帕把口琴擦一擦，教他吹。那孩子很有点儿天赋，很快地就学会口琴的吸气吹气，还会用舌头控制和声。陈老师就送了他一只新口琴。也怪，他的话二毛像是都听得懂。于是，星期天下午，学校院子里有了阴凉时，有时候就会有一大一小两个人，一个躺在竹椅上，一个坐在小凳子上，吹奏着南洋的民歌。

　　刘五嫂过意不去，做了一碗咸菜扣肉，让二毛送给陈老师，又让二毛问陈老师喜欢不喜欢吃。二毛回说陈老师喜欢得不得了。从那以后，陈老师在星期天就常常吃到二毛带来的用布包好的一碗菜。刘五嫂从来没有到学校里来过，陈老师也从来没有到二毛的家里去过。二毛跟陈老师却有点儿形影不离了。春天里，陈老师给二毛做了一只风筝，还带他到高处去放。一只简单的四条竹篾做成的王字风筝，拖两条长长的尾子，高高地在天上摇曳，在刘家的门口就可以远远地看见。刘五嫂每次看到这个风筝升起来时，心里也好像有什么东西长起来。

　　一日，陈老师正在教二毛吹口琴，一声闷雷响过，下起大雨来。陈老师拉上二毛回到宿舍，让他坐在桌前，翻看一些旧画报，自己靠在床上，拿起本书来读。雨越下越大。突然有人敲门，陈老师把门拉开，原来是刘五嫂来找儿子。她戴着一个斗笠，手里拿把油纸伞，身子湿了大半截，脚下淌着水。陈老师赶紧把她让进屋里，递给她一条毛巾。刘五嫂摘下斗笠，埋着头接过毛巾拿在手里。淋湿的衣服贴在身上，显出一个青年女子的身形。她脑后的发髻松开了，有一绺湿漉漉的头发搭下来，贴在脖颈上，让陈老师不觉看得有些发呆。他猛然觉察到自己的失态，就从床头上刚洗净叠好的一叠衬衫里拿了一件，递过去，又从床下找出一双鞋，弯腰放在刘五嫂脚边，说，我没有女人的衣服，你自己换了，等雨停了再走。说着，自己拿了把雨伞，到教研室去了。

　　刘五嫂手里拿着这件花花的衬衫，觉得好笑，心说，怎么这些外国人男的也穿这么花哨。衣服上有一股奇怪的气味传来，一种很好闻的香味。她从来没有闻到过这样的香味。大概是香水，她想，男人也用香水，真是怪。但她很喜欢这个气味。她再低头看看地上这双陌生男人的船一般大的鞋，不知怎地，心里一酸，泪就下来了。她赶快掉过脸去，不想让二毛看见。

　　雨停了。陈老师回到宿舍，二毛母子俩早已离开。他看看床头上的鞋，没有碰过的样子，怅然地仰面倒在床上，心里乱乱的，眼前晃动的都是二毛的母亲被雨浇湿的身姿。猛然，他眼一亮，见到床头的书桌上有一支竹簪，是妇女用来别挽在脑后的发卷用的，显然是刘五嫂刚才整理头发时忘在这里了。他拿起那支竹簪，看见上头刻有一只锦鸡，拖着两支长长的尾羽，跟旧戏里武将头盔上插的翎子一样。他拿手指轻轻触摸了一下，不觉有些失神。他问过二毛他爸爸怎么没有了，二毛答说“挖煤，煤洞垮了，压死了”。这里的青壮年很多都在农闲时到小煤窑去做工。那些小煤窑的矿井支撑和通风都很糟糕，经常出事故，伤人死人，但一季的现金收入比在田里土里累一年还多。

　　陈老师叹口气，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来，仔细地把竹簪夹在书里。

三

　　刘五哥结婚时跟父母分了家，单另立了门户。他死后，刘五嫂就带着孩子过。她家就在学校后山上，朝阳的山坡上一栋木房，瓦顶，三间屋。中间是堂屋，进堂屋左手的房间她和儿子住，右手是灶房。房前一个小晒坝，站在晒坝上听得见学校里孩子们课间的吵闹。虽说单家独户的，倒也不是太冷清。

　　刘五嫂家房子边上有条小路伸到一座山岩边。岩上有几块巨石，岩下是一带缓坡，没有一棵树。孩子们最喜欢到那里去，坐在大石头上放风筝。各式各样的风筝，有摇摆着长长的身子的蜈蚣，有画的花花的蝴蝶，也有简单的王字，还有和王字差不多，只是下面一横要短一些的“尿罐”风筝，都飞得高高的，山下很远也能看见。

　　刘五嫂走出门来，往山岩那边看了看，看见了儿子的王字风筝，就在门口一个竹凳上坐下来，拿了一簸箕黄豆仔细拣择。儿子说过陈老师喜欢吃她做的菜豆腐（点卤时，豆浆里先放些切碎的青菜，让豆腐和青菜凝结而成），她想给陈老师做了送去。刘五嫂当姑娘时出了名的长得好看。丈夫死后，也不断有人来提亲，但一来丈夫死了不久，二来也没碰上合适的，就将就过着。这些天她老是走神。有时候二毛坐在门槛上吹口琴，她在灶房里听着听着就忘了手里的事。

　　那天在陈老师家，刘五嫂没有换衣服和鞋。她离开时，鬼使神差地把陈老师的花衣服带回了家。她把衣服放在自己的枕头下。晚上，听着儿子的呼吸声，嗅到隔着枕头散出来的陈老师的衣服的淡淡的香味，刘五嫂心里好像就不觉得那样空落落的。她似乎还记得丈夫生前的气味。那是汗味、烟草味，还有矿井里的霉味的混合，新婚时曾经那样地不习惯。习惯之后，一天闻不到心里就不踏实。相比之下，她更喜欢枕下这件干干净净的衣服的气味，好像是让人觉得活着更有盼头似的。

　　正拣着豆子，刘五嫂听到儿子的声音，抬头看看，却见陈老师跟着儿子一起来了。这是陈老师第一次到刘五嫂家来。她慌慌张张地站起来，在围裙上擦着手。

　　“姆妈，陈老师来了！”二毛跑过来。

　　陈老师笑眯眯地走过来，站在刘五嫂跟前。他着一条米黄色咔叽布长裤，瘦瘦的裤管紧贴在长长的腿上，是裤裆很浅、裤腰只能提到髋部的那种裤子，内地很少见到。一件土黄色衬衣，下摆也不像别人那样敞着，而是掖在腰间，人显得很精神。刘五嫂的目光落在他宽阔的胸脯上，感觉自己的脸有些发烫，不敢抬头。她熟悉的陈老师衬衣上的气味传来，刘五嫂觉得头有些晕晕的，腿也有些发软，身子晃了一下。

　　陈老师不觉往前走了一步，又站下说：“我是来送还你的东西的，”说着，拿手到上衣口袋去掏什么。

　　“我去拿你的衣服来，”刘五嫂轻轻地说。说着，端起盛黄豆的簸箕，低着头，转身进屋去了。

　　陈老师从上衣口袋里摸出刘五嫂的竹簪，在刘五嫂刚才坐过的竹凳上坐下来，仔细地看着上头刻的那只他不知道看了多少遍的拖着长尾的锦鸡。等了一会儿，不见刘五嫂出来，他好像下了个决心，猛地站起来，转身进了屋。

　　二毛在门槛上坐下来，看着天边烧得红红的云，摸出他的小口琴吹起来。南洋的曲调飘落到山沟里，有些怪怪的，却也令四周更静谧。
　　

四

　　晚饭刚吃完，邹老师正在涮碗，有人敲门，刚问了声“谁”，陈老师推门而入。他手里拿了一盒包装精致的巧克力糖，递给邹老师，说：“我要跟二毛的妈妈结婚，请你去帮我说。”

　　“什么什么？你要做什么？”

　　“我要跟二毛的妈妈结婚”，陈老师重复道。

　　“跟刘五嫂结婚？”

　　“是。”

　　邹老师笑了，说：“好，我这就去说媒。”

　　陈老师咧开嘴快活地笑着，转身吹着口哨走了，步子腾腾地跟跳舞一样。

　　人人都知道“亚非拉”跟刘五嫂好了。晚饭时他跟着二毛上山去，也不避人，有时呆到很晚才回宿舍。宣传队的女生们不时拿陈老师打趣，问他什么时候给大家吃喜糖。他也不管喜糖是什么意思，只把外衣口袋里都装上花花绿绿的好吃的外国软糖，有人问就摸出几颗来散发。

　　他喜欢跟在刘五嫂身后，在刘家房前屋后的菜地里学着拾掇。他还弄来木匠家什，把门框窗台上凡有破损处都修好，漆上绿色。别人家的门窗都是红色，而且是在房子刚盖好时漆的，旧房子的门窗就是娶新媳妇时也未必舍得漆。他又搞来些木板，锯开来，在菜地前装上一道矮矮的木头栏杆，漆成白色，跟外国电影里似的。看见的人都摇头，说那是“聋子的耳朵”，这样的栏杆有什么用，但心里又都觉得好看，连那栋半新不旧的房子都显得有了精神。

　　过了些日子，情形有些不妙。“亚非拉”沉着脸，自己闷闷地吹口琴，或是在那八百级台阶上呼哧呼哧跑上跑下的时候更多了。他也不答理人，也不发糖了。女同学们传说，学校的领导找着刘五嫂和她的公公婆婆，警告他们，不要跟“有海外关系”的人往来。另外还据说，刘家寡妇的公公婆婆还算开通，说，要改嫁给“洋鬼子”也可以，但他不走便罢，要是哪天他拔腿回南洋，媳妇管不着了，但二毛必须给刘家留下来。他们知道陈老师对二毛好，但再好也不行，二毛是刘家的根。

　　学校里的人都知道，“亚非拉”是独子，家里有产业，总有一天要回南洋去。

　　刘五嫂倒不怕跟陈老师到南洋去。陈老师告诉她，那里有很多中国人，可以讲中国话，吃的也是中国饭菜。但她一想到要跟二毛分开心里就发毛。她知道，她跟儿子分不开，除非是她自己死了。她把头枕在陈老师肩膀上时，就这样说。陈老师紧紧搂着她，想不出话来说。

　　“你不要再来了，”刘五嫂说。

　　陈老师没有说话，低头看看她。离家七、八年了，他一直独身。怀里的这个女人虽然刚认识不久，却好像跟了他一生似的令他眷恋。当他心里烦闷时，只要把头埋在她的头发里，立刻天下太平。他想起来，刘五嫂喜欢洗头发，每次烧水很麻烦，他正在琢磨怎样在灶旁砌一个热水池，利用灶膛的余热烧水。这事要快办，他想。

　　“我们不能这样不明不白的下去，”她说。

　　沉默良久，陈老师俯下身来，把脸埋在她的脖颈处，不出声地哭了。

　　二毛倒还是照样来找陈老师，把母亲做的菜给他带来。一大一小两个人仍然在院子里吹口琴。

　　又过了不到一年，“亚非拉”果然回印尼去了。临走时，他把那些洋文画报留给了二毛，把书籍留给了学校，把自己的衣物连箱子一起都送给了文艺宣传队。他拎了一个那时候流行的黄色军用挎包，独自一人最后一次走下了学校门前那八百多级青石台阶，到汽车站去。挎包里唯一的一件他从生活了几年的这个山沟里带走的东西，就是刘五嫂的那只竹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