娣变簳 | Oct 22 2006- 搜索了一下，这篇旧文没有在这里贴过。文革40年了，又想到我去世的朋友了。
深井
廖康
“你的眉毛呢?”我问尚德。初见他时，我觉得他脸上少了点什么，重逢的兴奋过去后，我才注意到他的眉毛几乎都掉光了。
“我们那儿水不好，人人都掉头发。我却掉眉毛，可能是因为我老揉眼睛，皱眉头吧！”他满不在乎地解释。我知道不管多累，他每天都学习到深夜。同屋二十几个小伙子，下工后不是打牌、就是聊天。他却看书、学英语，一任他们嘲笑，从不懈怠。
我们从小就是好友。两年前中学毕业，尚德分配到东北建设兵团，一直跟我通信。与他相比，我幸运多了，分到一所大学的校办厂。两年来，我在京城养得白胖，当年在干校挨饿的经历仿佛已是上辈子的事了。他却比以前更黑，更瘦了，但精神还好。那年代没有探亲假，除非有特殊原因，休想回京。他能回来是因为母亲去世了，父亲身体又不好，需要人照顾。那年林彪死了，文革的热潮早已退去。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开始松动、略为温和了。尚德的父亲是技术权威，单位领导同意把尚德办回北京，以便照顾他父亲，让他能够更好地为革命事业做贡献。
照料父亲之余，尚德似乎把每分钟都用在学习上。每次我去看他时，他都要和我讨论学习数学、几何、物理、历史、哲学、英语中的问题。其实，他比我知道的多多了，讨论往往变成听他讲授，让我获益不浅。那时候，多数年轻人都不再学习书本知识，反正没有用处，更不想被指责为白专。我们俩却一直在学，也不为什么，只是觉得有意思。也是由于我们的家庭影响吧，总觉得一天不学点什么就是浪费生命。
我在大学里工作，虽然是个工人，也可以使用那儿的图书馆，每次可以借五本书。那时市面上卖的书只有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和有关阐释。个人藏书多已在文革初期销毁散失或没收。所以我们俩拼命利用学校的图书馆，几乎每星期看五本。尚德读书快，善于分析评判，记得牢，总是催我借新书。一天，他要我给他借水文方面的书。我问他干嘛这么早就要分专业，他告诉我他有实用目的。
缺水是他们连队农场的主要问题。别说庄稼了，连人用水都限量。农场二百多号人，蓄水池经常是干的。唯一的一辆拖拉机尽用来到两百多里以外的嫩江运水了。兵团战士用最原始的工具垦荒，难怪每年收成都很低。他们打了十几次井，好不容易才在地下20多米撞上个泉眼。为了存足够的水，又接着往下挖了十几米。尚德好不容易才说服了指导员，没有继续挖。这下倒是有水了，可是这眼井水质不好，又这么深，不可能用完当天的水，水又苦又不新鲜。“是啊，这水是不大好喝，”指导员说道：“但它更能够锻炼我们的革命意志。”苦干了那么久，每天还得喝那“革命的甘泉！”拖拉机可以用来干一些农活儿了，每星期只用它拉一次河水，给那些病号和干部喝。那当然包括指导员了，他的革命意志已经足够坚强，用不着再锻炼了。
现在，远在千里之外，尚德还惦记着他的伙伴和那口得不偿失的深井。他说：“为学习而学习固然有趣，但学以致用更有意思。”
尚德并非书呆子，我们见面也不仅是讨论书本知识。我们也喜欢唱歌，讲故事和郊游。晚春的一个周末，我们带着各自的女友骑车去了长城。一路上，我们放开歌喉唱起文革前的老歌，包括《外国民歌200首》里的歌曲，感到一种偷吃禁果的愉悦。要是有人听出来，我们非挨批不可。可我们黎明就出发了；一出城，就见不到什么行人了。一首接一首，我们唱了个痛快，简直是乘着歌声的翅膀飞翔。这些歌儿可比毛主席语录歌和那些所谓的革命歌曲好听多了。我们觉得心灵解放了，自由了。不知不觉就到了长城的山脚下；一看表，我们已经骑了近六个小时。
那年头，长城还不是旅游点。我们在那儿玩了三个多小时，总共没看见十个人。但我们没有再唱歌，倒不是害怕，而是为长城和四周的景色陶醉了；静悄悄的，好象说什么都会亵渎那雄伟，那壮美……
想了好久，我突然说道：“我真不知道应该为长城高兴还是悲哀。据说这是在太空唯一能够用肉眼看到的建筑，是我们的骄傲，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智慧。可是那些皇帝也真蠢，下令搞这么庞大的工程。费那么多力气，有什么用？这简直是中国的马齐诺防线！还不如把人力和时间用来建立一支大军。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御。这长城是我们的耻辱，我们的虚弱，我们的愚蠢。”
我注意到我的女友满怀崇敬地望着我，心里洋洋得意。
“我不能苟同，”尚德温和地答道：“ 我们并不知道，两千年来，长城在抵御游牧民族的袭击中是否象近代抵御西方列强的枪炮一样没用。我想以前长城还是很有防御作用的。虽然它没有挡住忽必烈和满清的铁蹄，但总的来说，还是挺有效的吧？它挡住了匈奴和鞑靼，对吗？除此以外，我们又能有其它什么办法来保卫我们漫长的边境？而且，我不喜欢军事扩张。被人欺侮当然是耻辱，但侵略别人是更大的耻辱。”
我的女友现在是充满崇敬地望着他了。
“嗯，就象你说的，我们不知道长城到底起过多大作用，”我争辩道：“要想知道，就得查遍史书。但你最后说的那个观点倒是不用查，那不是阿Q精神吗？”
“对，早晚我要好好研究一下长城的作用。要说阿Q嘛，他那是自我安慰，跟别人没两样。他要逮着机会了，也照样欺负别人。可我相信非暴力。天下再也没有‘打了你右脸，把左脸也转过去’更伟大的教诲了。”
“嗬，什么时候你开始信仰基督教了？你真相信有上帝？一个白胡子老头坐在九天之上？”
“那只是一些人的想象，他们把上帝人格化了。对我来说，上帝就是真、善、美，就是道，就是人们试图遵循的自然和社会法则。不管你叫他什么，他存在。我们想要认识他，也能够认识他。否则我们和其它动物还有什么差别？”
姑娘们没兴趣了，她们去照相了。可我对这话题非常感兴趣。我父亲是基督徒，但他从来没有和我谈过基督教。当我在小学学到人是猴子变来时，颇为父亲“迷信”而惭愧。有一次，我甚至用极为幼稚的方法，企图向父亲说明没有什么上帝。我说：“爸，你带我到上帝那儿玩玩好吗？”父亲笑了笑，用永远不改的四川乡音答道：“宝气！天国不是好耍的。”但他没有解释为什么。长大后，我知道他是不想惹麻烦。虽然中国的宪法赋予人民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是在教堂外传教是非法的，惩罚很严厉，在文革中尤其严厉。可是，我已经偷偷地读了父亲的《圣经》，一直想跟人讨论讨论。这是我们第一次谈到基督教，不知不觉地深谈起来，直到姑娘们来拉我们去照相。
后来，我们下了长城，到附近的树林里野餐。我们正准备呢，尚德突然不见了。我们找啊、等啊、喊啊、他连个影儿都不见。正当我们真有点着急时，他又突然出现了。一手抱着干松树枝子，一手拎着一罐水和一网兜蘑菇。谁也没注意到他还带了这么大一个水罐，我们纳闷他从哪儿找来的水？他神秘地笑了笑说：“从你给我借的那本水文书里。”我知道他学以致用了。姑娘们不知道他说什么呢，也没多问。她们把罐子架在三块石头上，麻利地生了火。一会儿，水就咕嘟嘟地滚开了。煮香肠和炖蘑菇的气味真香！那是我吃过的最美的野餐。
吃完饭，我们一人讲了一个故事。我的故事是现编的，从我们身边发生的一起自杀案讲起，一直说到林彪之死，编得天花乱坠。最后尚德漫不经心地评论了一句：“我们的故事都是靠情节吸引人。可情节是最容易编的。谁要是能描述这片树林，就吸引听众，那才叫本事！”当时我还不以为然。八年后，我们的大学教授教了一学期，才让我们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尚德浇灭火后，右手攥着个东西，一脸神秘的样子对他女友说：“把手给我。”
“干什么？” 她犹豫道。
“别问。把手给我！”
她满不情愿地伸出右手。尚德用左手牢牢地抓住她的手腕，突然，他的右手按上了她的手掌。她尖叫起来，好象疼得受不了。她拼命甩脱右手，喊道：“烫死了！你烫死我了！”
“我没有烫你，”尚德平静地说：“是你的心理作用。你看，就是一块烧过的碳，有点热而已。我也攥着它呢，怎么没烫着？”
“我不知道，”她呜咽着：“你今天怪神秘的。”
“神秘一天没啥了不起，”尚锝狡黠地笑了笑，说：“神秘一辈子才来劲儿呢！”
从那以后尚德没有再玩神秘，也没有研究长城，却让我帮他又借了几本水文方面的书。经常和尚德交往，日子过得飞快，转眼一年过去了。这可是至关重要的一年，尼克松访问了中国，用他的话说，开创了“新纪元”。林彪的余党被清算了, 中国开始和西方贸易往来，苏联成了中美交往中的一张王牌。但我和尚德没有十分关注这些变化，直到英国工业展览来到北京才引起我们注意。
对我们来说，这才是真东西。自从共产党掌权以来，这是第一次举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展览。我们真想了解一切来自西方的东西。可是那工展票极难弄到，票根本不卖，只是发给各机关单位的有关人员和重要人物。那些有幸看了展览的人每天都在谈论它，好象刚从月球回来一样。听者问题无穷，对英国“受剥削受压迫”的工人们享用的机械设备羡慕不已，对那“老牌垂死的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技既吃惊又羡慕。人们还对那些印刷精美的产品介绍和说明书非常感兴趣。在以发明造纸而闻名的国度，谁都没见过那么好的纸，而且用那么好的纸印的东西竟然免费。简直不可思议！
尚德的父亲是“有关的科学家”，因而得到邀请去参加开幕式，几天后又额外获得两张票。我们高兴极了，可是尚德的女友也想去，我自然争不过，但也无法掩饰极大的失望。
“没关系！”他安慰我说：“我给你画张票。”
我转悲为喜。尚德学画快一年了，已经画得相当有水平。有一次他给我看了本西方油画影集，那年头这东西稀罕极了。我只注意到那些鲜活的裸体，心怦怦地跳个不停，脸肯定也红了。他向我指出达芬奇的蒙娜•莉萨没有眉毛，并猜想那一定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时尚，那贵妇人不大可能营养不良吧！那以后，我叫他尚德•莉萨叫了好一阵。他给我和我女友画过一张素描，至今那仍是我们最传神的一张画。
第二天，我到尚德家。他和女友都在等我，还有那张票。画得真好！要不是和真票仔细比较，我根本看不出来是假的。于是我们三人高高兴兴地骑车直奔北京展览馆。这展览馆是50年代苏联专家设计的，中苏友好那会儿叫苏联展览馆。如今大不列颠的米字旗在红星之下迎风招展。我听说一开始把人家的国旗挂倒了，英国使馆还提了照会。可我看着那国旗，觉得怎么也不可能挂倒了，翻过来，掉过去，都一样啊！
“票，票！”把门的语气严厉，好象要把一肚子无名火都撒到参观者身上。我很紧张，甚至有点想撤了。我这毕竟是第一次干犯法的事啊。但好奇心和冒险的欲望还是推着我往前走。尚德和他女友进去了，我有意地排在他们后面一点。把假票交给门卫时，我觉得手直哆嗦。门卫似乎犹豫了一下，我的心都跳到嗓子眼儿了，他把票扔进票箱，我的心也跟着放下了。我急忙进馆，找尚德，见他们就在前方，便径直走过去。
大错特错！参观者应该先到侧面台子那儿领取一塑料包介绍材料。我这异常行为立即引起馆内守卫人员的注意。
“你干什么的？”他拦住我问道：“急什么？有票吗？”
我蒙了，结结巴巴地答道：“我，我就是来参，参观。票，票给，给那位同志了。”
“是吗？那你慌什么？”他把我带回门口，打开票箱，假票认出来了。我被带到了公安局。
“你想干什么？”温和地问完例行问题后，警官突然吼道：“想搞破坏吗？”
“不是，我就是想看展览。”
“票谁画的？”他漫不经心地低声问道。
“我自己画的。”
“照谁的票画的？”
“没照谁的。”
“撒谎！”他又吼道，往后瞟了一眼。两个警察上来，一人扇了我一耳光。
“我真地不知道是谁的票。我是照着拣来的废票画的。”
“你撒谎！我们每天都把废票烧了。”一个警察照着我肚子上就是一拳，疼得我弯下腰去，恶心得要吐，又吐不出来。
“说实话！”警官大吼。我要是知道蒙不了他们，早就说实话了。可羞辱让我一时语塞，什么也说不出来。
“好小子，跟我充好汉？”他讥笑道：“我还没见过什么好汉呢！你们还他妈的等什么？”
那两个警察抓住我的胳膊，拧到我背后，把我摁倒，跪在地上。一人抓住我头发，使我的头动弹不得，另一个用膝盖顶住我后脊梁，慢慢地撅起我的右臂。一股巨痛沿着脊椎传遍我全身，那折磨根本无法忍受，我觉得胳膊和脊梁要断了，我仿佛听见嘎叭叭的响声……我坦白了。
那天晚上，尚德被捕了。北京正在清查游手好闲份子和流窜犯。他被当作游手好闲份子押回了东北建设兵团。几乎与此同时，他的转调信寄来了。一年来的努力都白废了！碰了那么多钉子，遭了那么多白眼，受了那么多询问，开了那么多条子，好不容易办成了，人却给押回去了。一位父亲的企盼，一个青年的希望，顷刻间化为乌有。他父亲都快疯了，一会儿号啕大哭，一会儿骂儿子不争气。他的哭骂直刺我心，可我又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只是每天下班后都去他家看看能帮他做点什么。
不久，我便收到尚德的来信。他非但没有责备我，反倒来安慰我。他说这么个小案子怎么可能瞒得过公安局？就象一道四则运算题难不住我们一样。而且谁也受不了他们的折磨，别信《红岩》里写的，那是蒙小孩儿的，要不怎么一有人被捕，大家都赶紧逃跑，并立即切断和他的一切联系呢？他还说回到兵团挺高兴的，正好可以学以致用，探寻水井。他要我帮他在水文书里查这个，查那个。现在想起来，他可能并不需要那些资料，但是帮他查找资料确实减轻了我的内疚。
这样，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他不断告诉我探井的进展；他最后一封信说已经确定了泉眼的位置，就要动手打井了。随后，恶讯传来，尚德死了。
那年盛夏，连里杀了头猪，改善伙食。大伙儿不想把肉一次吃光。先吃了一半，司务长用绳子拴上剩下的半扇猪，吊在那眼深井的水面上，让凉气镇着。过两天，吃了四分之一；再过两天，吃了八分之一。而最后八分之一，一不小心，掉下水了。捞了半天，也没捞上来。井太深了。
最后指导员说：“谁能捞上来，肉就归谁。”好几个人试了又试，都没捞上来。当天晚上，尚德的两个好友问他有没有办法，他才知道有这么回事。“有差不多20斤肉呢，够咱们这屋人饱餐一顿的！”他想了想说：“明天一早，跟我去捞，好歹得给它弄上来。要不这眼井就臭了。”
第二天，尚德照例四点半就起床了，念了一小时的英语，那俩哥们也起了，他们一道去捞肉。尚德的计划是怀抱块大石头，骑在辘轳的水桶上，让那俩哥们把他放下去。然后抱着石头潜到井底去找肉。也不知怎么搞的，那辘轳垮掉了，砸到他头上，把他砸晕了，淹死了。这是那两个朋友的正式报告。
兵团战士们想把他捞出来，但费尽了力气也没有成功。谁也不敢冒险下井。三天后，尚德漂起来了，这才捞出来。尸体检查了，发现他头上有个洞，但却是呛水致死。由于没人再会用那眼井的水。连里决定索性把他葬在井里。由于他是“为自己捞肉”事故死亡，尚德没有象一个月前病死的女青年那样算作“革命烈士”，一切相应的待遇都没有了。指导员当然没有提是他让人们捞猪肉的。但几乎所有人都来参加了尚德的葬礼。他同屋那二十来个五大三粗的小伙子一个个都哭成泪人了。
我也独自痛哭了。可没有见到尸体，下意识里，我无法接受这一悲惨结局。多年来，我经常梦见尚德，和以前一样，活得好好的，光秃秃的脸上带着狡黠的笑容……我会在梦中对他说：“你没死啊！跟我们玩神秘，是吧？还真把我蒙着了，你这小子！”说着，我会狠狠地拍他肩膀，却拍到了自己肚子上。醒来泪流满面，在黑暗中呜呜哭泣。我觉得自己是在一眼深井里，阴森森、冷嗖嗖的；惭愧和内疚简直要使我窒息。我意识到现实的残酷，尚德确实死了，再也回不来了。那空荡荡的感觉竟然如此难受，好象是剧烈的胃疼，但怎么用拳头顶着也没用。他父亲似乎没有这么痛苦；他真地疯了，把我当成尚德了。我忠实地扮演儿子的角色，直到八年后他去世为止。
粉碎“四人帮”后，文革正式结束了。那些建设兵团被先后遗弃，兵团战士纷纷回城。两年后，我听说尚德那两个朋友也回来了，便请他们到全聚德吃烤鸭。我定了个单间。一盘鸭肉，三瓶啤酒下肚后，我放下筷子，站起身来，坦诚地对他俩讲了我的内疚。他们对此真是毫无所知。说完，我请求他们告诉我尚德到底是怎么死的。他们面面相觑，我转身走出房间。一支烟后，我再进屋，只见他们俩眼泪汪汪的。
他们告诉我，尚德骑着水桶，让他们慢慢地放下去。然后抱着石头潜入井底，顺利地找到那块猪肉，抱着它浮了上来，一切都象他计划的那样。他又骑上水桶，他们俩摇辘轳，把他拉了上来。他们看见尚德成功地带着肉上来了，激动起来。俩人同时去拉他，虽然只是一瞬间，却铸成了大错。尚德掉落下去，但还抓着井绳，骑在水桶上。辘轳的把柄飞快地旋转，一人试图抓住它，被打开了。另一人拉了一把井绳，又是个致命的错误！他非但没有抓住井绳，还带动井绳晃了一下。他们听到咚的一声，然后才是噗通的落入水里的声音。井绳最后那一拉，才把辘轳拉断，扯进水井。他们承认没有勇气说出全部真相，可这些年来，他们也因负疚而白了头。说罢，他们俩摘下帽子，露出和我一样的满头白发。
“别责怪自己了，”我说：“是那眼深井……”我们失声痛哭，三个大男人，抱在一团哽咽。谁也没有再碰那烤鸭和啤酒。道别前，他们告诉我，他们照着尚德探定的方位打井，成功了。
我简直等不及去看那眼井！此时我已上了大学。一放暑假，我就乘火车，搭汽车，还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到了建设兵团尚德他们连队开垦的地方。农场虽然遗弃了，环绕那眼新井却自然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村落。但谁也不知道这眼井的故事，只知道它是北京来的知识青年打的。村民们以为我是观测水文的，告诉我还有过一眼井，但是水质不好，埋了。他们带我找到那井址，我知道那就是尚德的坟墓了。这是一座什么坟啊！它非但没有突出来，反而有些下陷，石头井沿依稀可辨。
我良久站立在尚德的坟旁，回想他短暂的一生。才十九岁，他就死了！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成就了什么？只有那眼甜水井而已！要是他能活过文革，他会有多大成就？谁也不知道。他的无限前程都被这眼深井的黑洞吞噬了。这眼井埋掉了，可文革那眼深井能埋掉吗？该埋掉吗？
写于1993年；译于2004年9月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