鍛兼剚涓庡闆�(Fuge) | Mar 04 2007- 呼愁与奇雷
奥罕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英译本买了两个多月了，至今只看了第十章“Hüzün”。我读到的所有关于此书的评论，包括书封底的广告词，都特别强调帕慕克对伊斯坦布尔特有的hüzün的描写，似乎这部分是全书的关键，所以我一翻开就专找这一章看。
所谓hüzün，可作忧郁，或忧伤解。然而它不是一般的忧郁，所以Moreen Freely的英译本并未用melancholy或sadness，而是照录土耳其语hüzün（这个词据帕慕克介绍，源自阿拉伯语，在苏非神秘主义团体中有特殊含义）；至于繁体中文本，译者何佩桦取其音意，借用宋词元曲的用语译为“呼愁”（陆游诗有“一窗残日呼愁起，袅袅江城咽暮笳”之句），也不能说不妥，尽管被梁文道指为“文艺腔”。
那么，究竟何为呼愁？据帕慕克诠释，呼愁不是一人一己的忧伤，它是一种弥漫全城的群体感伤，是“太阳早早下山的傍晚”，是“隆冬停泊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荒凉渡口的老渡船”，是“在一波经济危机和另一波经济危机之间，整天惶恐地等待顾客上门的老书商”，是“公共汽车站上裹着头巾攥着塑料袋、互相不说话的女人们，空等着久久不到的公车”，是“挤满失业者的茶馆”，是“夏夜在大广场上耐心地走来走去找寻最后一名醉醺醺主顾的皮条客”。呼愁，是这座城里“无人能够也无人愿意逃离的一种悲伤，亦是最终拯救我们的灵魂并赋予深度的某种疼痛”。
在伊斯坦布尔，呼愁无处不在，笼罩于城市街头和人们身心。究其来源，呼愁是伊斯坦布尔这古老、伟大、衰败的城市那挥之不去的“帝国斜阳的忧伤”。帕慕克说：“奥斯曼帝国瓦解后，世界几乎遗忘伊斯坦布尔的存在。我出生的城市在她两千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如此贫穷、破败、孤立。她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我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就是（跟每个伊斯坦布尔人一样）让她成为自己的忧伤。”
于是，故乡的集体忧伤，内化为个人心灵的呼愁。帕慕克与伊斯坦布尔，或者说，“我”和“我城”的关系，是以呼愁作为精神和心理的纽带。帕慕克在书里刻意把自己与那些世界性的、脱离母国和母语的作家区别开来：“康拉德、纳博科夫、奈保尔──这些作家都曾设法在语言、文化、国家、大洲、甚至文明之间迁移因而为人所知。离乡背井助长了他们的想像力，养分的吸收并非通过根部，而是透过无根性；我的想像力却要求我待在相同的城市，相同的街道，相同的房子，注视相同的景色。伊斯坦布尔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依附于这个城市，只因她造就了今天的我。”
说到呼愁的集体性质时，帕慕克把它与李维史陀《忧郁的热带》中说到的忧郁（tristesse，其实译为“悲伤”更接近一些）相提并论。李维史陀的tristesse也是群体性质的，它来自对千百万人曾经拥有而永远消逝的文明的考察和反思，帕慕克说，tristesse与呼愁的区别在于，历史在伊斯坦布尔仍然存在，以废墟的形式，而在巴西丛林，热带的文明完全不留踪影。
我读此章，却由“呼愁”想起了另一个词——“奇雷”。它也是土耳其语，写作çile，意思是悲伤、苦难。知道这个词，是因为几年前读了一本《国家地理》杂志上一篇关于伊斯坦布尔的文章，台湾繁体字版的杂志中把这个词音译为“奇雷”。那文章里说，“奇雷”一词经常在土耳其的流行歌曲里出现，它代表的忧伤情绪，是伊斯坦布尔的一种悲观的城市气质。不知道“呼愁”和“奇雷”的区别是什么，我只是有点怀疑，帕慕克以“呼愁”写伊斯坦布尔是不是借鉴了《国家地理》那篇文章以“奇雷”写伊斯坦布尔的手法。
我再举一个类似的例子，两年前《纽约时报》评论版上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发自开封的著名评论文章《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文章的巧妙之处在于把公元两千年地球上首屈一指的繁华都市纽约与公元一千年的繁华都市开封相比：“开封，不过是污泥壅塞的黄河之滨的一座古城，然而在公元一千年时，它曾经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今天的开封凄凉而窘迫，甚至没能成为一省之首府，它的级别低到连开设机场的资格都达不到。这正说明，繁华犹如过眼烟云。十一世纪时开封是宋朝的国都，拥有超过一百万人口，相比之下，同时期的伦敦城只有大约一万五千人。”纪思道告诫纽约人，应当从开封的千年衍变中汲取教训，引以为戒。如果纽约人躺在今日的荣耀上不思进取，纽约必将步开封之后尘，沦为“哈德逊河畔的开封”（Kaifeng-on-the-Hudson）。
为配合此文，纪思道的编辑在同一版面上列出一份每隔五百年的世界伟大都市的时间表：
公元前两千年，乌尔
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底比斯
公元前一千年，西顿
公元前五百年，波斯波利斯
公元一年，罗马
公元五百年，长安
公元一千年，开封
公元一千五百年，佛罗伦萨
今天，纽约
耐人寻味的是，排在最后的是“公元两千五百年，估计不会是以上任何一座城市”。
当年读到纪思道的妙文，我马上想到上个世纪末某期《国家地理》杂志上一篇非常类似的文章《三城记》。那篇文章也是探讨世界伟大都市的兴衰，只不过时间尺度比较粗疏，以千年为单位选择了三座城市作比较——公元一年，亚历山大；公元一千年，科尔多瓦；公元两千年，纽约。大概对什么是伟大都市的衡量标准不同，《三城记》选择的三个城市只有纽约与《纽约时报》相同（当今世界也的确除了纽约就没有第二个选择了），但思路是一样的。
唉唉，谁叫我爱看《国家地理》呢。
啊，赋格，我是赋格忠贞不渝的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