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小蚕那篇的启发，把一篇旧文贴在这吧。
我的老妈妈
我从没见过祖父母，也没见过外祖父母，他们都在我出生之前就去世了，他们连父母结婚都没有看到。但我小时候家里一直有个老保姆，我从小就是她带大的。其实，连母亲小时候都是她带的。母亲叫她妈妈，我叫她老妈妈，有时干脆也就叫妈妈，只是声调上有所区别罢了。 很多年过去了， 现在想来，她就正象我的外祖母一样。
小时候，除北京和父母的家乡以外，我所知道的的第一个地方大概就是常熟了，因为老妈妈是常熟人。她虽然先后在上海，北京住过几十年，但常熟乡音不改。因为父母整天上班，我上学前和老妈妈在一起度过了很多时光，也就学了一口常熟话，上小学后不常说了，但还听得懂。却不知现在还能不能听得懂了。
老妈妈娘家姓袁，叫跟妹。（不知为什么给她起了这么个名字。那时不是都喜欢男孩，叫跟弟的很多吗？）因为家里穷，她年轻的时候就离开家到上海做保姆。那时因外公外婆早逝，母亲一直寄住的叔祖家就请了老妈妈来照顾她。母亲长大后，老妈妈回常熟老家嫁了人。丈夫姓高，她就改名高跟妹了。可怜没几年她就死了丈夫，无儿无女也无依靠，只好又出来做保姆。后来母亲到北京，生下了我，就请老妈妈从南方来北京我们家帮忙。这样她就照料了我家两代人，成了这个家庭里的一个成员，在我们家度过了半生。
小时候的日子怎么过的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父母每天不是上课就是开会，很少在家，一天里的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老妈妈身边度过的。她除了做饭洗衣之外，还主动在院子里找了很多活来干。农民的吃苦耐劳，勤俭朴素，我不是从书本里读到的，也不是在课堂上听来的，那是我从小在老妈妈的一言一行里看到的，学来的 。
我看她用粗细不同的树杈树枝在院子周围搭起篱笆，我看她在院子里翻土种地，浇水施肥。那时家里有一把翻地的锄头，树棍做的把被磨的光滑油亮。 我学老妈妈的样帮她干活，也用这把锄头翻过地 。她种了玉米，西红柿，还种了豆角、丝瓜。她的种子是常熟家乡寄来的，玉米象糯米一样的粘，豆角是很大的那种，爬满了篱笆。在篱笆的枝枝杈杈里采豆角是我小时候的一种乐趣。高高爬到树上的丝瓜摘不着，等到最后用棍子打下来的时候已经老了，成了只能用丝瓜筋来洗碗。
她在窗前搭了个花架，种了棵金银花，春天开出黄白两色的花，散发着清香。她还搭了个葡萄架，种了两棵葡萄。（只可惜葡萄的品种不好，有人说是酒葡萄，不好吃，只能做酒。）冬天之前要剪枝，然后盖上树叶后埋在土里，春天再刨出来上架。夏天，我家不大的院子总是被繁茂的蔬果花木挤得满满的，比所有邻近的院子都要热闹丰盛得多。秋天，葡萄还没熟透，邻里淘气的孩子们就来偷吃，老妈妈看见了就把他们赶走，一边喊，“等葡萄熟了再来吃！”孩子们听不懂她的话，边跑边学她说的常熟话。我虽然在城市长大，却从小就知道了在季节韵律里的各样农活，以及农耕和收获的乐趣。
老妈妈那时还养过很多鸡，记得其中有一只小鸡刚孵出来就是畸形的，它嘴上下错开，根本不能吃东西！老妈妈就每天把玉米粉用水拌了搓成小球，把这个小可怜抓在手里喂它。这只小鸡活了几个月，最后还是死了，让我伤心了几天。
老妈妈的勤俭也是我从小就看在眼里的。她从不上街买东西。穿的衣服永远是旧的，破了就补。她晚上睡得很晚，夜里醒来总能看见她小房间里的灯光，那是她在补衣服，常年累月，好像总也补不完。她从来不扔旧东西，总是尽力修补之后再用。她常说， “浆子粘粘纸糊糊”（当然说的是常熟话），就又可以用了。我和弟弟吃饭不小心掉在桌上的饭粒她都要拣起来吃掉，她说打谷场上打下来的每一颗稻米都是一斤四两力气换来的。那时候我不懂这话的意思，直到多年后下乡才有了体会，那是后话了。我从老妈妈那里学会了爱惜东西 。其实这不仅仅是为了节省，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勤俭的生活，未必就不富足。
老妈妈不识字，她的家信原来都是母亲代写，我上学后就由我来写了。她没有什么直系亲人，通信的只有两个晚辈，一个是侄子叫金生，一个侄女叫雪雪。金生来信更勤，我回的也就多些。至今记得他那时的地址：江苏省常熟县城关公社五爱大队四小队。来信的时候，我给老妈妈一句一句地念 ，当然说的是常熟话。回信时，她说一句，我写一句，当然先得把她说的常熟话翻译成书面语言。她总是说，我在这里很好，什么都不需要，不用牵挂。最后由我替她连名带姓地签上名字。
后来，老妈妈看我一天天长大，有时和我开玩笑说，将来要“轧个女朋友”。我那时毕竟还小，并不懂女朋友的真正含义。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老妈妈是不是在感慨自己的一生，丈夫死后再无亲人，为自己的孤独无后而伤心？记得那时我曾半懂半不懂地对她说过“将来我养你”之类的话。（忘了是不是母亲教的了。）半懂，是因为我知道老妈妈无儿无女，半不懂是因为我那时还不知道“老有所养”是每一个老人的心事 。而有赡养老人的机会也是后代的一种幸运，“子欲养而亲不在”的遗憾是我多年以后才体会到的。
文革的时候，大学里的红卫兵来抄家，还想启发老妈妈的阶级觉悟，说她受了我们家多年的剥削压迫，应该起来造我家的反。当时夫妻反目母女成仇的事时有听说，保姆造反也不少见。可这种话在老妈妈听来大概就象天外奇谈一样的不可理解，她怎么可能听得进说我母亲的坏话？红卫兵们很快就放弃了他们对她的思想工作。他们大概觉得老妈妈觉悟太低，不可救药。可他们永远不会懂得，除了当时他们对领袖的那种所谓的忠诚外，天下还有别样的忠诚，虽然淳朴，从不说在嘴上，却最深厚，最持久，是终生永世的。 同样，在我们心中老妈妈从来就是家里的一员。现在想来，她实在就是我的外婆。
我渐渐得知老妈妈得了什么重病，母亲带她去动了手术，以后又多次带她去 “烤电”。（后来知道她得的是癌， 烤电就是放射治疗 。）虽然治了两年，她的病情还是越来越重。一次母亲又请了住在附近的一个医生到家里来，给她看病。老妈妈对医生说，“我老了，不怕了。”那是我第一次听人说到死。 以前死在我心中只是一个蒙胧的黑影，现在却觉得这个黑影却在一步步逼近，变得真实起来，死就要发生在家里人的身上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又过了些日子，就听母亲和父亲商量，要替老妈妈写遗嘱了。
老妈妈一辈子辛劳勤俭，几乎从不花钱。在上海做保姆的那些年就在银行里存了不少钱，结果遇上政府滥发金元卷，物价飞涨，她的存款变得一文不值。后来到北京我们家后的这些年里，母亲一直替她把钱存在银行里，最后有三千多块，在当时是很大一笔财产了。写遗嘱的时候，我说要不要捐给国家。（我那时怎么这么傻！）老妈妈说“舍不得的”，结果她把所有的钱都分给了她的后辈侄孙们。
钱在生活中到底有多重要呢？有人为挣钱工作，少干活多挣钱自然是最好不过的了。相比之下，老妈妈一生辛劳勤俭，钱在她那里却似乎是可有可无的。即使她有了三万块钱，她的生活就会有丝毫改变吗？无非是让她的后人更多分一点罢了。对她来说，钱失去了任何实际意义，无论作为辛勤劳作的报酬，还是物质享受的必需。 她没有自己的家，也没有亲人后代，可这些缺憾又是无法用钱来弥补的。如果能到老不愁吃穿，身边有一起生活了多年的一家人，眼看着从小带大的孩子长大成人，她还可以做习惯而且喜欢的事，在院子里种些花果蔬菜，她是不是也会觉得满足？希望那时她的确是这样想的。
那时是文革的高潮，父亲被关进牛棚，家也被抄过，我们家已经自顾不暇了。老妈妈知道她的病已经治不好，分离的日子早晚要来到了。她说她当年是秋天割稻的时候离开家乡到我家来的，现在要回家乡了，就再等到割稻的时候吧。她实在就是舍不得离开我们这个家啊！秋天最终还是来了。她的侄子金生从常熟乡下来接她回多年未见的老家。我至今记得她走的那天。她那时已经只能终日卧床了 。母亲和我叫了出租车送老妈妈和金生去火车站。我和金生把老妈妈扶上卧铺车厢躺下，依依不愿离去。火车开动的时候，我和母亲在站台上向车窗里的金生招手，忽然看见一只苍白枯瘦的手高高举起，无力地挥动，那是老妈妈在向我们做无言的最后告别了！可怜她只能躺着，无法再看见我们，我们也再见不到她了。
老妈妈走后不久就听到她去世的消息。后来我就下乡当了知青，父母去了五七干校， 弟弟住进了集体宿舍。原来五口之家的房子锁了门，曾经花木繁茂的院子自然是荒芜了。
那年冬天，我从乡下回来，去父母所在的五七干校探亲，顺路去常熟金生家看望。他家就在常熟城外，周围都是大片的水田和纵横的河渠。在我的要求下，金生带我走上田间小路，穿过一片水田，来到一个土堆前，这就是老妈妈的坟。她生前曾说过想葬在虞山上的，可那时虞山上已经不让葬人了，金生只好把她葬在他家的自留地里。我看着这座新坟，想到在过去十多年的生活中，每晚都睡在我家那间小屋里的老妈妈，现在孤零一人躺在冰冷潮湿的水田里，不禁心酸！
老妈妈走后，我曾在她的那间小屋里睡过一段时间。有一次做了一个恶梦，醒来后心里有些害怕，但马上也就释然了。我相信如果老妈妈在天有灵，她肯定会保佑我的。
那些先我们而去的亲人，不都在天上慈爱地关注着我们，保佑着我们吗？
guanzhong
平淡里都是亲情。好像是第一次读关中的文字，应该还有好多，私藏着，不示众？
我一直以为关中和我年龄差不多，这回又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