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听·读
－－东西方误解汉诗析
新诗写作中，汉字之象形会意功能一直被不恰当地强调，以至忽略了它的另一个功能即其声文特点，铸成一百年来，大多数新诗的无音乐性和散文化。新诗之无音乐性与散文化的弱势，在眼下作者当中几无人有所知、有所感。然而，一旦以此规则测验新诗，则绝大多数新诗作都会被逐出诗门，因为它们不过是分行的、带有某种程度上的诗意的非诗作品。此一发现，并非自今日始，而是讨论和争吵了近一百年的“公案”，只不过事情愈争愈乱，以至争论失去了主旨，每每顾左右而言他，创作与批评都近乎达到不知所云的地步。为了回到新诗探索的正路上来，我们应当重新温习前辈学人就此问题所发的议论。他们多为饱学明辨之士，东西方诗学原则熟稔于胸，比当下的人们有着明显的更高的见地。比如钱钟书先生早在《谈艺录》中即析曰，“立文之通三：曰形文，曰声文，曰情文。”他又说，“按Ezra Pound（庞德）论诗文三类，曰Phanopoeia，曰Melopoeia，曰Logopoeia，与此词义全同。”钱先生在此把诗歌创作的三元素说得一清二楚。关于“声文”之特点，他又引用了李贺的诸多诗句，说明诗歌用字在发音上极为考究，不是只以会意取胜称妙的。外国诗人，他则以法国的戈蒂埃等举例。钱先生还称，若偏重汉字之会意象形功能而忽略声文之特质则属“稚 －马矣－”之见矣！
朱光潜先生也一直把诗歌的音乐性或形式感称为诗歌之灵魂。他考据诗史，有一个很重要的见解，即音与义的对位是诗歌赖以成活的基本创作条件。他还认为，音义对位经历了四个阶段，而第一阶段是音在义前，也就是说，在语言文字产生之前，音律、声音就已草创诗歌咏动的雏形了（见《诗论》）。作为个人的诗人，有知有觉的诗人，其创作也必然是音在义前。音在义前的涵义是说，写诗，首要的一点是寻找诗歌的音乐，寻找音韵、节律，而后，才是以义附和之。起码，二者应并构而存，不可偏废。关于这个见解，中外诗人都有坚持。俄国大诗人曼德尔施塔姆也说过，“一首诗的存在依靠内在的形象，依靠先于该诗形成的发音模式。当一个词还没有形成的时候，一首诗却已经唱响了。这是内在形象的音响，这是诗人的听觉在触摸它。”（《词与文化》）为了寻找这内在形象的音响，中国古代汉诗历数千年之经历，形成了丰厚的诗歌体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五言七律等。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诗人创作有了前人创造的形式、体制，有了先验的“总谱”，遂使诗歌非常容易地把握其音乐的脉动而不致出现纷然无序的状态，此其一。
其二，如若前人业已创成的形式已为内容突破，音乐的曲式与格调需有一大改变，那么，新的形式的摸索与探究将成为必然。朱光潜先生说，“齐梁时代恰当离调制词运动的成功时期，所以当时声律运动最盛行。”他说，这个时期，是“诗离开外在的音乐，而着重文字本身音乐的时期。”由此看来，朱先生的观点有两层涵义，一为新形式之创造，“律诗极盛于唐朝，但是创始者是晋宋齐梁时代的诗人”；二是，律诗之规则不是在诗外，而是在诗内讲究其文字的音乐性。所以，旧体制之废弃与否，依赖于新体制之发现与探求，而不是说，古之体制可废，而新的体制即为“不要体制”或不要形式，一团糟即可，并称之为“自由体”。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
诗的音乐性是在诗内抑或是在诗外，同样是一个极为严肃的问题。笔者多次讲到诸如庞德《地铁车站》一诗中的音乐诉求。在此，还可参鉴关于兰波《元音》一诗的音义对位，以为汉诗作者的一个启示。这是法国人类学家、对文学艺术造诣颇深同时见解不凡的列维－斯特劳斯的分析。他在《声音与颜色》一文中说，“在色彩浓厚的颜色如猩红色，具有浓厚色彩的小号声响和在表示颜色scarlet（猩红色）一词中口腔元音（／ａ／）和辅音（／ｋ／）的高度色彩意义之间的那种显而易见的关联是万分惊人的。”
列维－斯特劳斯说，“……但他的诗却并不是说ａ就像黑色……，ｅ就像白色，而是－－这完全是另一回事－－说ａ，最饱满的音素，和ｅ，最空洞的音素在法语中的对立就像黑白一样分明。”他又说，“若我们记得《地狱一季》：‘我发明了无音的色彩！（……）我解决了每个辅音的形式和动作，’我们就会对十四行诗的辅音体系进行探索，十四行诗中有丰富的扩散性辅音……”这种对待辅音的“赞美”，同样令我们想到曼德尔施塔姆对俄语辅音的“赞美”。
比照汉语古诗，这种“听到颜色”的诗人的特质尤为重要。换句话说，事情可以从文字的意义上领会，情趣必从文字的声音上体验。比如《诗经》中的四句诗：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如果译为现代散文，则为：
从前我走的时候，杨柳还正在春风中摇曳；现在我回来，天已经在下大雪了。（《诗论》）
两相对比，效果十分明显，前为诗，后为文，正是因为前为“声文”，后为“无声文”。可见，听见什么，比看见什么、意会什么，对于诗人来得重要。听的诉求当然是音乐性的；而看的诉求则多为图画与雕塑。同时，看的诉求不但可以转化为意象如庞德，还可以转化为象征并产生象征派诗作。虽然象征派中之人也未见得会除去音乐因素，但几百年来把汉字之象形与象征衔接起来的西方学人如莱布尼兹，就以为汉字是“聋子的发明”（见《解构之维》）。被罗素称为“一个千古绝伦的大智者”的此公说过一段妙语，汉字对应于形形色色无限数量的事物，是有无限数量的词形，“因此，除了偶尔有几笔例外，它们的结构很像一种人体。”
以上莱布尼兹的论断是被当代学人德里达所转述的。根据这位解构大师的原则，文字主要是西方的表音文字，即他所谓“逻格斯中主义”观念，产生了“一种种族中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它联系着西方的历史”。而汉字，虽然“很早就包含了表音的因素，它们在结构上是受表意的文字所统制。”他为此东方文明的新发现而弹冠相庆。
所有这些“奇谈怪论”都统摄于索绪尔的一句话，汉字－－“这符号与该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
而意象派大师庞德据说受此“象形文字”之影响，写出了《Cathay》（土耳其语“中国”）这一诗集。其来源，是东方学家厄·费诺罗萨向他提供的录有原文、日文读音的中国古诗。如此一来，以图画原则取代音乐原则的意象派诗歌得以在东、西方流传开来。固然，西方诗评家一直要把这首诗“拉回”到表音体系中去，并称其为盎格鲁撒克逊击鼓式歌唱，其所用字，与《元音》同，是有极考究之音响追求的。孰是孰否，在此可谓“是一个问题”。
从此问题出发，人们不难得出几个结果：
一、西方学人以“貌”取字，把汉字看成“聋子的发明”，从而以象征定其形，命其意，实为“稚”。这里要重申钱钟书先生之嘱：
“惟为中国文字多象形会意，故中国诗文最工于刻画物象，则稚之见矣。”（《谈艺录》）
二、一百年来，新诗中人有意无意、有知无知地附和了这种象形、象征的论调，在诗歌创作时，多少忽略了汉字的“声文”要素，使得白话文、白话诗弃乐从叙，成为只具备意义游戏上的作品，也属“稚”。
三、有意无意，有知无知地认同德里达所谓的“二元颠覆”，即规从“言语／文字”说，和胡适的“作诗如说话”一观念殊途同归。在此比较当中，德氏与胡氏自然多有不同。德里达的注重口语是为了以文字表现语言，“实际上，字母文字似乎表现声音，但与此同时又在声音之前抹去自身，”（德里达，《符号学与文字学》）他甚至认为，文字是一个“陷阱”，它的活动是“邪恶的”……等等。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只能究其要点，以阐发类似胡适的“作诗如说话”的观点。
这一观点的阐述浅近而言，不过表明“说话”如“做散文”的实质。这是朱光潜先生援引莫里哀的话。他说，做散文在叙事，义在明了、直接，而诗“一唱三叹之音”，何以盛载之！（进而言之，“大叙述”之破产，已为利奥塔一再说明，在此不赘。）这一观点的阐述深远而言，又回复到汉字之声文与象形并重之特点。西语表者，音在物在，物在音消，成为一赘物，可以锄出之－－这是索绪尔、德里达等人一再强调的；而汉字之音在，形也在（即物在），音形并存，音形义相彰，成为十分之必要。这是洋人难以理解的。故此，有出息的诗人，应当明晰这一点，是为懂得汉学继可懂得－－古诗与新诗的必备之前提。若新诗不谙此规律，“声文”特点逐日丧失（或靠译文风写），都是绝无前途可言的。否则，诗作即聋又哑，徒具分行之貌，而无内在之音，无形式感，无体制以辖，则无可传达；无可传达则无法接受；无法接受则会枯竭、凋敝，以至未生先死。时下报道，多有对新诗状态悲哀者，但若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 posted on 01/18/2004
七八年以前一文。刊登在报纸上的。
新诗没有乐感。没有音义对位。没有文字图形美——如赵佶，苏轼，米芾，怀素的文字本体美。所以，新诗是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艺术倒退。
我意中国人十年不读，不写，不看新诗，只是看古典诗歌，中国不但文字有救，民族气质感也有救。
如，读叶嘉莹的文字，讲清诗，词之中兴；讲张惠言之现代派构思；讲纳兰之贵族精神。。。。。。都是眼下俗不可耐的新诗中人无以肩比的。
。。。。中国思想，先秦以降堕落矣；诗，文，五四以后堕落矣。
要复兴，怕要改制，改观念，改机构，改教育，改人性了。
呵呵。 - posted on 01/18/2004
自立先生所言极是！
不过从诗歌甚至文学上言，这种“倒退”似乎并不仅限于中国。文学在众多发达或趋向发达国家中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已早由或渐由先前的主导地位退居至从属（或者非显著）地位。所以尽管其境堪忧，但也并不可怕。这或许是社会演进所需付出一种代价（当然这不是个没有争议的观念）。
自立先生所谈的中国思想的“堕落”则是最令人担心的事实。言及中国的世界级思想家，除了孔孟老庄，怕也再举不出几个了。科学技术可以舶来，但治国之道似不可。没有中国自己的思想家，中国的未来走向则真是个未知数。
自立先生以为“改制改观念”等可以复兴中国思想。我愿闻其详。依自立先生所见，何等制度观念机构教育或人性可以充分保证中国人思想的繁荣及先进呢？不知自立先生在这方面是否有过什么著述？
zili wrote:
> 七八年以前一文。刊登在报纸上的。
> 新诗没有乐感。没有音义对位。没有文字图形美——如赵佶，苏轼，米芾，怀素的文字本体美。所以，新诗是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艺术倒退。
> 我意中国人十年不读，不写，不看新诗，只是看古典诗歌，中国不但文字有救，民族气质感也有救。
> 如，读叶嘉莹的文字，讲清诗，词之中兴；讲张惠言之现代派构思；讲纳兰之贵族精神。。。。。。都是眼下俗不可耐的新诗中人无以肩比的。
> 。。。。中国思想，先秦以降堕落矣；诗，文，五四以后堕落矣。
> 要复兴，怕要改制，改观念，改机构，改教育，改人性了。
> 呵呵。 - posted on 01/19/2004
谢F先生回话。
鄙人没有这方整体面文字，只是一些散见杂感。
儒家复兴问题，前此学者有很多论述，如整合西方思想于兹，从熊十力，牟宗三到李泽厚等。但是文字理论可以说是说通了，但是现实还是那样，没有效果。
这个问题较大。一说是全盘否定——如李慎之；一说是全盘肯定如吴宓，老辜等。但是现实也还看不出眉目。
推而求次，倒是西方现代哲学和中国一些理学思想有通融，如现象学，和熊的体悟说有通；有人出过专著。就是说消解西方哲学客观这一观念，变为相对主义——如梅洛－庞蒂。
德里达是要从消解西方中心论，导向多位论，就欣赏中国字及其本体回归倾向。莱布尼兹也是对中国有兴趣。
所以，整体思想出路可能还是要在全球化里实现。这个实现是欧洲的中国东方化和中国的欧洲化——没美国什么事情——这是我的看法。
要等几百年吧。
二，由此演变的诗歌问题则回到胡适，梅光迪和陈独秀们的所谓康奈尔大讨论。就是朱光潜后来说的那些问题。
三，政治体制问题。
我的意思简单，老生常谈。
都是高丽梆子，看南方人就是神气活现的——是我在汉城直感，就是这个问 - posted on 01/19/2004
zili wrote:
> 谢F先生回话。
> 鄙人没有这方整体面文字，只是一些散见杂感。
> 儒家复兴问题，前此学者有很多论述，如整合西方思想于兹，从熊十力，牟宗三到李泽厚等。但是文字理论可以说是说通了，但是现实还是那样，没有效果。
> 这个问题较大。一说是全盘否定——如李慎之；一说是全盘肯定如吴宓，老辜等。但是现实也还看不出眉目。
> 推而求次，倒是西方现代哲学和中国一些理学思想有通融，如现象学，和熊的体悟说有通；有人出过专著。就是说消解西方哲学客观这一观念，变为相对主义——如梅洛－庞蒂。
> 德里达是要从消解西方中心论，导向多位论，就欣赏中国字及其本体回归倾向。莱布尼兹也是对中国有兴趣。
> 所以，整体思想出路可能还是要在全球化里实现。这个实现是欧洲的中国东方化和中国的欧洲化——没美国什么事情——这是我的看法。
> 要等几百年吧。
> 二，由此演变的诗歌问题则回到胡适，梅光迪和陈独秀们的所谓康奈尔大讨论。就是朱光潜后来说的那些问题。
> 三，政治体制问题。
> 我的意思简单，老生常谈。
> 都是高丽梆子，看南方人就是神气活现的——是我在汉城直感，就是这个问
多谢自立先生的回应。关于你所说的“欧洲的中国东方化及国的欧化”，那个彼此融合化了的社会在具体的政治体制上同现在两片大陆的体制有哪些主要不同呢？
说起这两种文明的交融的可能性，我倒想起了一个笑话。这是我去年去意大利经历的。我对意大利的第一印象就是介于美国与中国之间。它有美国的种种现代化但有中国的古老感甚至社会现象（如随地抽烟、扔烟头并在街头巷尾洒衣服等）。那天我在罗马近郊一家小机场接到我的一位朋友（她当时在荷兰一所法学院进修；我去罗马前几天在意大利北方的一个城市给她打了个电话她就临时订了张票从阿姆斯特丹直飞罗马那个不大的机场）就一同乘火车进了罗马城。在一个古老的充满了各类雕塑（包括拉奥孔）的街头，有着许多卖艺术品的小摊贩。我们正在东张西望，我突然看见几个小贩拨足狂奔。凭我在中国的经验我立即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果然不出我所料，几名便衣警察窜了出来，一个警察踏上在小贩逃走后留下的艺术品并用脚狠狠踏了几下。我当然觉得又熟悉又惊讶“怎么连这些细微的动作意大利人都同中国人如此相象呢？”不过当我把我刚才瞬间所见的一切告诉我的这个美国女友时，她死活不相信我说的，觉得我一定是看错了。从小生活在一个美国社会并没有见过什么“世面”的她，无论如何不能也不愿相信世界上（特别在意大利这样的民主国家）内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没有办法说法她，就象许多基督徒人无法让人相信基督所信的神迹一样。我相信我黑眼珠里看到的，她相信她黄发下大脑中已经形成的观念。一瞬间我似乎听到了只手之声。
回来刚才的那个议题，我觉得两种文明的互相交融不是没有可能的，事实上它们已经在交融了（如意大利的正宗pizza饼我觉得象正宗的北方烙饼:)，尽管我们不清楚一个理想于中国有利的交融情形应该是如何。 - Re: 鐪嬨兓鍚兓璇伙紞锛嶄笢瑗挎柟璇В姹夎瘲鏋�posted on 01/19/2004
我觉得罗马，维也纳，。。。。。。都在历史中讨生活。我有文章说，他们活在历史里。
而北京，正在毁灭历史。 - posted on 01/21/2004
摘引了一篇谈古希腊哲学的文章，作者同样也认为当今全世界的精神财富枯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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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立先生所谈的中国思想的“堕落”则是最令人担心的事实。言及中国的世界级思想家，除了孔孟老庄，怕也再举不出几个了。科学技术可以舶来，但治国之道似不可。没有中国自己的思想家，中国的未来走向则真是个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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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立先生以为“改制改观念”等可以复兴中国思想。我愿闻其详。依自立先生所见，何等制度观念机构教育或人性可以充分保证中国人思想的繁荣及先进呢？不知自立先生在这方面是否有过什么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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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li wrote:
> > 七八年以前一文。刊登在报纸上的。
> > 新诗没有乐感。没有音义对位。没有文字图形美——如赵佶，苏轼，米芾，怀素的文字本体美。所以，新诗是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艺术倒退。
> > 我意中国人十年不读，不写，不看新诗，只是看古典诗歌，中国不但文字有救，民族气质感也有救。
> > 如，读叶嘉莹的文字，讲清诗，词之中兴；讲张惠言之现代派构思；讲纳兰之贵族精神。。。。。。都是眼下俗不可耐的新诗中人无以肩比的。
> > 。。。。中国思想，先秦以降堕落矣；诗，文，五四以后堕落矣。
> > 要复兴，怕要改制，改观念，改机构，改教育，改人性了。
> > 呵呵。 - posted on 01/21/2004
前些年，去东欧旅行，同样感叹怎么所有的共产国家政府里的人、百货商店售货员都是一个嘴脸。再返观美国的公费医院、失业救济以及所有联邦政府、州政府的衙门全都跟共产国家一个样。
这不仅是文化的问题，还是体制的问题。 意大利是欧洲的穷国，穷国人的素质有不少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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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去年去意大利经历的。我对意大利的第一印象就是介于美国与中国之间。它有美国的种种现代化但有中国的古老感甚至社会现象（如随地抽烟、扔烟头并在街头巷尾洒衣服等）。那天我在罗马近郊一家小机场接到我的一位朋友（她当时在荷兰一所法学院进修；我去罗马前几天在意大利北方的一个城市给她打了个电话她就临时订了张票从阿姆斯特丹直飞罗马那个不大的机场）就一同乘火车进了罗马城。在一个古老的充满了各类雕塑（包括拉奥孔）的街头，有着许多卖艺术品的小摊贩。我们正在东张西望，我突然看见几个小贩拨足狂奔。凭我在中国的经验我立即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果然不出我所料，几名便衣警察窜了出来，一个警察踏上在小贩逃走后留下的艺术品并用脚狠狠踏了几下。我当然觉得又熟悉又惊讶“怎么连这些细微的动作意大利人都同中国人如此相象呢？”不过当我把我刚才瞬间所见的一切告诉我的这个美国女友时，她死活不相信我说的，觉得我一定是看错了。从小生活在一个美国社会并没有见过什么“世面”的她，无论如何不能也不愿相信世界上（特别在意大利这样的民主国家）内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没有办法说法她，就象许多基督徒人无法让人相信基督所信的神迹一样。我相信我黑眼珠里看到的，她相信她黄发下大脑中已经形成的观念。一瞬间我似乎听到了只手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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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刚才的那个议题，我觉得两种文明的互相交融不是没有可能的，事实上它们已经在交融了（如意大利的正宗pizza饼我觉得象正宗的北方烙饼:)，尽管我们不清楚一个理想于中国有利的交融情形应该是如何。 - Re: 鐪嬨兓鍚兓璇伙紞锛嶄笢瑗挎柟璇В姹夎瘲鏋�posted on 10/25/2006
再顶一篇咖啡旧文，讨论中也谈及牟宗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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