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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森堡和社会民主主义
（北京）刘自立
一 质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另一种批判
罗莎。卢森堡的名字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已经被遗忘了。还是汉娜。阿伦特引述的列宁的观点，给我唤醒了一些记忆——列宁说，卢森堡是鹰，虽然有时鹰比鸡飞得低，但是鸡永远不可能高飞如鹰——列宁以一个祖师爷的口吻来教训卢。在她死后还组织了对于卢遗产的批判。在中国60年代反修文章里，也多次看到引述列宁的这个批判。时隔半个世纪，究竟列宁是鸡，还是卢森堡是鹰，看得很清楚了。卢森堡这个鹰比列宁这个鸡，份量要重些，观点要正确些，人格要伟大些……列宁的遗产暴力专政和暴力夺权诸如此类已经没有什么正确性可言了；连中国党也不怎么倡导列宁的阶级斗争理论了（他们自己就是资产阶级了）；但是，卢森堡一类社民主义却还是在世界上实际存在，并且引起一系列的思考和实践。换言之，列宁主义已经死掉，社民主义却还活着。这个现象已经呈现在西方国家的政治形态中，贯彻于他们的党派政治和政治学研究。中国人最近好像格外对社民主义感兴趣，在一系列课题上，似乎在追随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和卢森堡。但是，他们这些社会民主主义和伯恩斯坦、卢森堡们究竟有何不同呢？我们把卢森堡的观点逐一列出，也就一目了然了。
除了对于德国当时的资产阶级政权之存在表示明确反对外，如何对待社会民主运动，马列理论，革命方法，道德观念，文化定位等等一系列问题，卢森堡是观点明确而又充满人性光辉的。她的道德文章、道德人格并不会因为她的革命观念发生扭曲。发生扭曲的，倒是列宁主义民粹主义者，马克思原教旨主义者。以至于列宁在晚年还遗憾地抱怨，他是勉为其难，似爬山到半腰上不去、下不来。
于是我们看到，首先，卢森堡是修正马克思的，修正《资本论》的——这个与谢韬前辈婉转拯救马克思主义完全不同。卢森堡的观点，倒是和阿伦特同；阿在其著作中屡次提到，关于资本主义民主和殖民地政治统治方式两重性问题——祇是她们二位表达角度和方式略显不同。
阿伦特指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内实行民主制度，在殖民地执行总督制度。她还就此引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之“多余的人”、被社会抛弃的群体，是形成法西斯主义之根源等等看法。
卢森堡并未直接诉诸殖民地政治形式，却在批判《资本论》中简介涉及此课题。她关于资本运行和创造剩余价值的方式本身，提出了非《资本论》运行模式。这个模式，不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内在资本运行的规律，而是强调资本外在抢掠的模式，导致所谓剩余价值的不断产生。这个模式的揭示非常重要。如果说，《资本论》的模式被现代资本主义运行模式否定了，那么，卢森堡解读和分析的现代资本主义运行模式，却极具现实感和真实性。这个模式的延伸，直接诉诸中国经济今天的运行模式——也就是，中国资本和西方资本连手的那种原始资本主义（甚至是资本奴隶制度）积累过程之再现。这个发现，使得卢森堡至少在其眼光独特和观察深刻方面，独占熬头，她确乎成了鹰——而马克思和列宁，成了鸡——中共呢，正好迎合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外在掠夺模式，和那些见利忘义的资本沆瀣一气，制造了现代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另类范畴，很需要强力研究之。为此，我们引述卢森堡的观点，以便澄清关于“马克思正确论者”的误导。
阿伦特在介绍《资本的积累》一书时写道：“既然资本主义‘在经济矛盾的压力下’，从未表现出任何崩溃的迹象，罗莎（即罗莎。卢森堡）就开始寻找一种外部原因，来解释资本主义的持续增长的过程并不仅仅是支配资本主义生产的先天规律的产物。尽管‘资本主义’试图征服者些国家并将他们纳入自己的影响范围，但是当着已过成蔓延到整个国土时，她就不得不面对大地上那些和他不同的部分，亦即前资本主义的地区，并把它们拉如到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来。而这一资本积累的过程，正如它从来所是的那样，烤吞噬所有外在于它的东西为生。换句话说，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原始积累’并不是像原罪那样祇发生过一次的事件，或者祇是由最初的资本家来进行唯一的一次掠夺行为，然后就引发出一个积累过程，按照他的内在规律或‘铁的必然性’运作直至最后的崩溃。相反，为了保持这个系统的运作，这种掠夺必然是一遍一遍重复进行的。因此，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产生它自身矛盾并‘孕育着革命’的封闭系统，相反，它不断以吞食外部要素为生。”（均见阿伦特《黑暗中的人们》）
资本主义并未崩溃，也不可能马上崩溃。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不但在卢森堡时代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其间，出现的列宁主义和毛主义，祇是证明了资本主义不死论而他们的主义实际上死了——祇是，这个不死论，并不是说明卢森堡是资本化社会的拥戴者，恰巧相反，她是反对者，是改造者，甚至是某种意义上（不是列宁主义意义上）的革命者。这个改造者的政治论断，说明了批判资本主义吞食外在要素之必须和必然。什么是资本主义吞食外在之要素呢？一种方式，是和极权主义统治机器在政治经济上谋得媾和效应——如，香港和大陆就是这样的媾和；毛时代，和西德、日本的经贸媾和，亦如此；再早，有列宁和哈默的媾和（列宁签订“布列斯特－里沃斯特条约”，就是一种叛卖行止这个无原则间谍，如何不可以和迁就其屠杀政策的美国人合作呢？）——资本主义不是要关闭和苏联和毛的政治经济联系，而是要“吞食”和继续吞食这样的半关闭、半开放的“市场”——到了80年代，即邓时代，邓完全看透了这个吞食主义的致命症，施行了各取所需的开放模式，让资本主义之吞食和他的改革开放，结合一体——也就是说，邓这个马克思主义者，是反面的卢森堡主义者，他不是要批判资本主义，而是要利用之；而且是为其家族和集团所利用。这样，邓主义，就和吞食主义接轨至今。
在另一方面，邓的政治经济体制，因为汲取了资本和允许资本之吞食，也就广开市场，广开资源，广煞生态，广开奴工。这个红色政权的无产阶级（＝暴力）性质，从毛式皇权改变成为媾和与吞食主义二者得兼得的中国资本主义。这个原则，对内，是中国崛起的官僚资本主义；对外，就是卢森堡所谓迎接“不断吞食”——“一遍一遍重复进行”的开放式吞食主义。这个原则根本不是马克思门徒和谢韬先生们可以理解的——他们祇会说，啊，邓改革了，开放了，但是，没有政治改革了……殊不知，卢森堡早就有言在先，你不解决资本吞食主义，如何改革政治经济体制呢？
所以，西方资本有两个本性。一个，是在其国内实行民主法治的市场经济；一个，是在现在的后殖民地或（准殖民地地区），如中国地区等——施行外在“资本原始掠夺”。
这当然是一个悖论。美欧日国，在民主法治之游戏规则辖制下，近百年来，已经成立了强大的工会组织和各种维权组织。他们的工人和蓝领尚动辄要上街游行，罢工示威。他们那里，吞食主义有了长足的改进。但是，在中国，双重压榨之一重，就是来自西方。这个课题日益被东、西方学者重视和强调。也关系到其政府政策的制定。但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性，没有改变。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在确定美欧日国家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前提下，消除其在中国的吞食主义？这个难点，很难有人给出准确的回答。换言之，美国政府可以管理其国内的资本家，用政治法律甚至经济杠杆来操控吞食主义——但是，他又如何管理在中国地区的资本家呢？那些一小时不足一个美元的廉价中国奴工，在西方资本家那里与在中国资本家和官僚资本家那里，一并是吞食主义之牺牲和饕餮之物、大鱼大肉也！他们要反对这个类似供奉慈禧太后的统一中国市场乎！反之，中国的官僚阶层，在国内可以施行残酷的奴隶佣工，但是，他们在美国，在英国，在哈佛，在耶鲁，照样可以大谈民主和市场——那里的教授和学生们也听得一头雾水。这个中国的政客究竟是民主乎？专制乎？好像都是嘛！“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对于这个畸形的中国市场，他们究竟如何用“看不见的手”——人权政治和经济剥夺这个熊和鱼掌，来干预奴隶制度的中国市场，无人可以解答。撤销资本输出？不对。鼓励资本输出，亦不对。这是一个矛盾。
正确的解决法则，当然是在中国实行“吞食有度”——就是和西方“允许剥削”一样（暂用一句老话），但是，不可以完全剥夺人权，不可以不让组织工会，以延续生命和健康，延续“剥削”，叫做可持续发——一句话，在中国实行民主法治之经济政治制度。
所以，卢森堡主义在上个世纪初叶提出的反资本论观念，是一种远见卓识，颇有预见性——颇有对于中国国情的预见性。这难道不是卢森堡的一个很伟大的发现吗！
二 反对列宁的革命暴力论
19世纪末叶，德国和东欧关于“改革还是革命”的论题，成为德国民社党各派乃至社会上知识份子争论的关键议题。伯恩斯坦的看法今天看起来是正确的。他的主要观点是，工人阶级已经不是社会的赤贫者，祇是穷人——“普选制让工人有了政治权利，让工会在社会中有了自身的位置”。革命，在这位修正主义者看来，已经让位给社会“改革”。
这个看法引起了很大的争执。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帕乌斯和罗莎都反对这个看法。阿伦特说，“然而，1905年的革命前奏中有两个方面被卢森堡完全忽略了。”第一，爆发革命的国家是一个工业化尚未实现的国家；第二，得到群众强有力的支持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不存在。阿伦特说，革命乃是‘日俄战争’失败之果；列宁还说，“革命并不需要一个大规模组织；祇要旧政体被扫除，一个小的、牢固组织起来的团体，加上一位明白自己要干什么的领袖，就足以获得权利。”卢森堡立场之转变，就在于她对于上面这两个观点都不同意。她的主要看法是，“她担心革命受到扭曲更甚于革命失败。”“她所预见到的‘道德崩溃’对革命造成的危害……”，是她忧心忡忡之最。“既然恐怖‘败坏着所有的人，糟蹋所有的事务，那么，唯一来拯救这一切的方式，难道不是’公共生活自身的学校，亦即最开放、最广泛的民主和公共意见‘吗？”人们不禁要问——这个公共领域是不俾斯麦时代以来，已经存在的事实；如果不是，卢森堡立论就站不住脚；但是，革命尚未到来在——祇是产生了希特勒式的“革命”，看来，卢森堡是要在既时的德国实行民主，而非要建立以后东德那样的政体。
现在引进正题。在上面的引述中，读者已经知道大半。一是，对于改革－改良，还是革命加暴力的课题，伯恩斯坦已经十分清楚地加以概括和定论——要排除革命。为什么？德国工人已经享受到政治权利：普选。这个普选制度当然开始于俾斯麦时代。我们看到，排除革命的观点之前提，就是工人可以溶入现代政治系统。二是，工人经济状况的改善。于是，我们对照中国社民主义的改革观点。他们要主导改革、政治改革、在胡温领导下主导之——这和伯恩斯坦的看法本末倒置——伯恩斯坦是在工人获取了政治权利、选举权利以后，才排除革命，而决非在此之前。二是，工人还是穷人，不是赤贫，更不是奴隶（像山西窑奴）。当然，还有本文未及提到的权利，宗教、文化、自由等权利。这样，包含罗莎。卢森堡在内的反对者，实际上已经把革命架空到一个莫名以对的“理想主义”层面。列宁和普列汉诺夫是坚决支持这个反对伯恩斯坦运动的；也就是说，他们要在工人获得民主权利以后，照样实行夺权，什么“一个小的、牢固组织起来的团体”，实际上就是那时候的恐怖组织。考茨基究竟在那时候采取什么态度？其实，他是消极对待派。他无所事事，并不实际热衷革命。
那么，卢森堡究竟是如何改变到反对列宁主义之革命立场呢？她从一个道德律，开始思考。凡是在这个问题上越过底线的人，就会变得无可救药——凡是参加毛氏革命者，是不是具备了卢森堡那样的道德勇气，来回顾一下他们参加瑞金、延安，是不是扭曲了国人之道德呢？看来，这个课题，是一个政治课题，也是一个文化问题。如果你顺从毛思想，来一个现在的什么思想，而枉顾古往今来一直存在的中国儒家式道德文化和道德判断，要来一个坯子运动，那么，你最初的选择本身，就是道德败坏。为什么卢森堡可以预见革命导致的道德败坏，使她甚至丧失了革命正当性的信心呢？因为，那个举世周知的效应说，应该成为她心目中最为感到恐怖的存在。为了平等而导致的法国革命之93年，难道不是印鉴在先吗？为什么良知，不能阻止列宁的梅毒般的野心膨胀呢？“一个小团体！”这是什么话！
我们都知道，革命是败坏目的和手段的最好试验厂——这个议题，多少年前已经被人讨论很多，很熟。从这里看，卢森堡有意无意在强调这个手段恐怖论的危害。道德崩溃，不但是革命本身会被吞食，革命者，还会成为有意无意的吞食者和迫害者——然后，他们自己再别人被吞食——所有这些，都是基于一个“正确”革命说。希特勒是不是“正确”的呢？我们看到，在慕尼黑事件以后，连德国传统法庭，也认可了他的行为——不管是不是有限度，有条件，精神上，是对他怀柔了，绥靖了，维护了他，支持了他。希特勒在建设德国、消灭失业、崛起国力、增加GDP上，无不“正确”，全民拥戴之——但是，还是有人识破了这个痞子的野心——他们却是绝对少数。（立芬斯达尔这个法西斯奥运的支持者，以后说，她是为了艺术；可笑！——现在，斯皮尔博格要来一个立芬斯达尔之反，受到世人关注。）
毛正确吗？社会主义，消灭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全民拥戴。好像很正确。跟着跑的人说，他们这批人跟着毛，本来就是为了民主——希特勒还是为了德国哩！他也有自由——新自由，新人（见《西方的衰落》施本格勒）。 这些极权主义都有一个暴露的过程（毛语言）。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六四……但是，伟大的卢森堡却没有任何经过这样的过程的可能性，就被杀害了；但是，她凭着她的人性的光辉，照耀了这个未来的道德领域，乃至所有人类良知领域的衰落——斯大林主义，毛主义——从而获得了她的不朽。而我们这些伟大的民社主义者，却在经历了不知多少“过程”以后，还要忽略这个扭曲道德的马克思主义道德屠夫，难道可以容忍吗！
在这个意义上估量，他们的“民社主义”和卢森堡，实在有天壤之别。
三 不党不群
那么，卢森堡对于党组织采取了什么态度呢？重复而言，她知道，“大规模的革命组织祇会带来麻烦。”“她对列宁在1918年俄国革命中采用的策略的异议”，“在‘组织’问题上，罗莎并不信任任何一种在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没有位置、也没有声音的胜利；的确，她是如此不信任那种不惜代价夺取权利的行为。”“她从来不是一位布尔什维克的‘信徒’，从未用政治代替宗教。简而言之，当‘她在反对教会的时候很小心地避免攻击宗教。”阿伦特说，直到她与李卜克内西在柏林被人杀害，她一直以来就是一位并不“成功”者。
这些评语说明了什么？作为一位波兰犹太人，罗莎的背景极具欧洲的犹太人历史色彩。而她选择政治，与其说是为了理念，不如说是为了社会。她参与到政治行动里，明确地认识到组织的力量，会使人产生的变异。于是，在道德层面上，第二个传统原则相随于第一个传统原则——如果革命扭曲了道德，她就反对革命——如果革命组织起到“绝大多数人”无位置的党的作用，她就拒绝组织。这两点相辅相成——就如国人所谓君子不党，不可结党营私，不可党同伐异，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罗莎根本没有任何斯大林和毛统治经验时萌发的先知先觉。所以，我们祇能把她看成是社会主义运动中不可多得的政治预言家。以后，列宁和毛的群众－政党－领袖原则，驱除了群众和党，成为唯此唯大之唯一和一维；灾难全部由此到来。
一个热衷社会主义运动者，却对党人持有这般看法，难道不是一种大隐“隐于党”（德国社会民主党）之奇迹吗？
那么，何以那个“没有声音的胜利”——也许和亿万“万岁”之呼叫相辅相成——不为其齿，却为其耻呢？因为她骨子里是一个知识份子、知识人。这样的知识人的最大支撑，就是道德、人性和人格；不是什么党性和毛性——而道德的支撑，难道可以枉顾宗教乎？不可以。按照这个逻辑推断，她即便反对教会，也要小心避免直接攻击宗教。于是，在文化道德的最高层面宗教课题上，罗莎理所当然对列宁主义的无神论保持距离。这样，卢森堡虽然进入社会主义运动，却成功地避免了几个重大误区的涂炭和媾和。第一，就是上面说的反对马克思主义——这个结果，使她产生了保持宗教敬畏的底线，并不是“无限忠于”，“无限热爱”而是极其、极其有限。第二，就是她保持了不党主义——这个结果，使她有可能产生多少一种自由主义的空间——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生活上（她是一位反对女权主义者，且高呼“差异万岁！”）。
我们对此做出的反思是，何以党员中主张修正和重新信任马克思主义者，不为自身留下这样的宗教自由之位置呢？换言之，如果作为一位真正的改革者，他首先要为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独立信仰，留下余地。这个空间，是我们在后毛时代，在继续非毛化进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选择。这个选择，在毛时代，就是从对他的绝对信任开始游离——直到人们，人民或者公民，开始意识到一个国家，在“帝师分离”上，要做的事情有多么大，多么重，而非现在这样忽然坚持几个四，坚持忽然几个三，实属颠三倒四——和坚持毛主义时代不作政教分离一样。我们这个国家，本属各种宗教信仰兼容并蓄的文化形态，唯独不可以以党文化，以一蔽多地遮盖文化和宗教，即便她是传统文化和古代文化——殊不知，中国人存在在世界上，就是依靠这样一些文化，孔、孟，李、杜还有《红楼梦》……。这个原则，起码，在卢森堡那里有意无意地，感同身受地予以了很多关注——甚至，和她的著名党员身份，保持一种区隔。这完全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选择。任何政治形态的选择，如果不知道把任何党的思想，放入一个有限政治思维，而以为他就是君临天下之统治思想，就不单是疏远了传统的政教分离原则、文化兼容原则，而且疏远了正常的文化诉求——很可惜，现在，我们的社民主义者，根本不知道尚有这个文化宗教空间之存在。他们皓首穷经地证明老马正确，试问，这个绝对正确主义，难道不是很可笑吗？难道他们不应该学学卢森堡的保持距离，甚至诉诸直接批判马克思和《资本论》吗！重复而言，中国文化，传统文化，本是抵御毛化体制和党文化的现成武器，祇要加上现代性诉求。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我们要改良比如儒教文化，道教文化，而非数典忘祖，唯党是从，祇是要求在党的指导下，进行任何改革——这样的政治思维绝对不是社民主义的传统；不管它是不是中国之社民主义。对于儒家的批判，就和犹太文化对于罗莎的濡染和其反思一样，不可以一维之政治思想取代之。民主诉求的前提，是文化和宗教还原；文化和宗教还原的前提，又是民主；我们所有的阙如就是党文化决定和取代了一切，而这是必须予以改变的。◆我们的社民主义者，根本不知道尚有这个文化宗教空间之存在。他们皓首穷经地证明老马正确，试问，这个绝对正确主义，难道不是很可笑吗？难道他们不应该学学卢森堡的保持距离，甚至诉诸直接批判马克思和《资本论》吗！重复而言，中国文化，传统文化，本是抵御毛化体制和党文化的现成武器，祇要加上现代性诉求。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我们要改良比如儒教文化，道教文化，而非数典忘祖，唯党是从，祇是要求在党的指导下，进行任何改革——这样的政治思维绝对不是社民主义的传统；不管它是不是中国之社民主义。对于儒家的批判，就和犹太文化对于罗莎的濡染和其反思一样，不可以一维之政治思想取代之。民主诉求的前提，是文化和宗教还原；文化和宗教还原的前提，又是民主；我们所有的阙如就是党文化决定和取代了一切，而这是必须予以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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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教授徐璋本在邯郸流放地
（北京）严昌
徐璋本不是“死于劳改营”
今年是2007年。距1957年50年整。
朋友用电子邮件送来金钟先生的文章《中国右派的英勇起义——试论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历史地位》，并将其中一段文字摘录出来，放在文章的前面，示意为应重点阅读的内容。这段文字是：“清华大学教授徐璋本建议取消马列主义作指导思想，公开呼吁结束共产党一党专政提议成立劳动党，走尼赫鲁中间路线（他死于劳改营）。”我知道朋友让我看的其实就是最后6个字“他死于劳改营”。
我和徐璋本老先生是1970年2月在邯郸地区的狱中相遇的。那时，徐老先生已经在狱中渡过了12个年头。劫波渡尽的1979年3月，我们先后从流放地返回北京。那年我27岁，老先生已68岁。回到北京后的第一年曾有过一些通信。后来就断了联系。
20多年后的2001年5月，我因在清华大学参加一个专题学术系列讲座而住在清华园内。一日突然想起了徐璋本老先生。拖人问到老先生的家址，便曲径寻去。徐家正在装修，一年龄比我略长者告之，他的父亲前些年已经故去，骨灰放在八宝山。听此消息，心中黯然。
徐璋本老先生确实不是“死于劳改营”。但是，我也确实有必要将徐璋本先生在狱中的生活点滴写下来。记忆是否有误，请读者自辨。
1957年7月：徐璋本逆流而上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向各级组织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份子进攻的指示》。该指示要求各省市级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份子的进攻，其中认定：“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向全社会释放了整肃的信号。
7月8日。全国的已是风声鹤唳。右派们已经开始反戈一击或写认罪书。可是，徐璋本先生却似乎全然不知抑或是全然不顾，公然逆流而上，在清华园公开提出他的政治纲领，宣布成立“劳动党”，并公开征集党员。
1957年12月25日，徐璋本在清华园被逮捕，同日被抓的还有孙宝琮，曹垂训两位教师。中共任命的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当天在校园有线广播站发表讲话，重复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讲过的对思想异议者的政策仍然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但今天抓的这几个人不是右派，而是现行反革命份子。
其后，徐璋本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执行地在北京南城陶然亭公园附近的北京市第一监狱。椐他在第一监狱的狱友讲，1966年文革爆发之前，徐璋本先生曾享有一种任何犯人不可能享有的特权：每周可以回清华园与家人共渡周末。周一上午或周六晚上返回第一监狱服刑。徐璋本先生每周享有回家过周末的特权一直延续到文革爆发后被取缔。
更糟糕的事情发生在1969年。那年春天，争夺珍宝岛的战争爆发，中苏交恶升级。全面战争似乎不可避免。9月11日，中苏总理周恩来和柯西金在胡志明葬礼之后在北京机场短暂会晤后，达成就边界问题举行中苏部长级会谈的协议。中方代表是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苏方代表是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库滋涅佐夫。
然而，中共军方对战争前景做了最坏和最具体的估断：战争将在10月18日苏联谈判代表团乘坐的飞机到达北京的那个时刻爆发。虽然10月18日那天降落在北京机场的运载苏联谈判代表的飞机上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冲出一支特种兵冲锋队，而是走来了几个文质彬彬的苏联外交官员。但是，战争准备却已经全面铺开。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人员的疏散。关于1969年秋季发生在北京的大规模人员疏散的文字记载，迄今为止，祇涉及到党政军要员的去向。当时的北京祇有总理周恩来留守。毛去了湖南，林彪去了苏州，被打倒的刘少奇被送往河南，邓小平被送往江西，几个元帅分别去了广东、四川和河北。而一个被疏散和转移的特殊人群却从来没有被关于文革的回忆文字记录下来。这就是当时被关押在北京各个监狱的正在服刑的犯人和被关押在北京公安局所下辖的各个拘留所的政治和刑事的未判决人员。
1969年：押往邯郸南场
北京市在押人员的大规模转押行动是在10月底的一个周末的夜晚进行的。作为人员集散的火车站即不是北京火车站，也不是永定门车站和西直门车站。而是西便门货车站。西便门车站内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军警林立。但是，北京市的居民对这次大规模转押行动全然不知。被转移人员的家属都是后来在收到从流放地寄来的信后才知道亲人已经被转移出北京。
由北京开出的转押犯人的若干列列车分别在石家庄，邢台和邯郸附近的车站停靠。被转移人员被关入这些城市的监狱中。徐璋本先生和部分原北京市第一监狱的犯人是在邯郸北部的永年县附近的临洺关小站下车。然后乘卡车被送往邯郸市南砖场。在临洺关下车也是为了将这次转移行动的影响降到最低限。
邯郸市内有两座监狱。都是砖场。因为地处市区的一南一北，被当地人称作“南场”、“北场”。当时南场的砖窑已经熄火。到达邯郸的北京市第一监狱的犯人，凡年富力强者均被送往北场。平均年龄50岁以上的犯人被送往南场，徐璋本先生那年58岁也被送往南场暂住。之所以叫做暂住是因为在邯郸东部的曲周县和大名县正在紧急建造两座劳改农场，以关押从北京转押出来的犯人。一但农场建成。暂住南场的犯人就将被转押到那里。
从1969年的深秋到1970年的3月中旬，大约四个月的时间，被关押在南场的犯人每天不做任何体力劳动，除去吃饭和睡觉就是进行政治学习。学习材料主要是当天的人民日报和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著作是有选择的学习，主要是《论人民民主专政》、《敦促杜律明投降书》、《别了，司徒雷登》等文。结合阅读内容每个犯人要谈学习体会。所谓学习体会就是要谈出认罪服法的心得。南场的生活比犯人预想的要好一些。当被押上开出北京的火车的那个时刻，很多人的心里是很绝望的，都以为要去新疆了，或者是甘肃。西出阳关无故人，大漠荒原，自古就是囚犯的流放地。
关押在邯郸南场的绝大多数犯人是政治犯。分为历史犯和现行犯两大类。历史犯主要是一些国民党执政时期的军官和行政官员；现行犯统称“现行反革命”，但是细分起来还可以将其分为四类：一类是国民党的派遣和潜伏人员。在“现行”时被抓捕获刑；一类就是像徐璋本这样的“升级右派”，虽然也是“现行反革命”，但是绝对没有前一类“现行反革命”从事过的杀人、投毒、爆炸等“现行”活动。被狱中警察和犯人叫做“右派反革命”或“反革命右派”。第三类是文革中触犯天条获罪入狱的。第四类人员是一些特殊案情犯。例如：有一个叫黄理文的老先生，捕前是总工会的负责人，干部级8级，曾参加过中共六大。因1956年与苏联大使罗申喝酒的时候将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对苏共不恭敬的内容讲给罗申听，罗申密报苏共，引发苏共的强反馈。黄遂因泄密罪被判刑15年。1971年出狱。1979年回到上海，还曾参与过一些抢救中共党史记录的回忆工作。关于黄理文在邯郸流放地的点滴回忆还可以另外成文。
狱中一直有一种传言：周恩来总理曾在徐璋本被判刑后说过，祇要徐放弃政治立场和政治主张立即释放，恢复教职。是否确有其事无法证实。但是无论这种传说是否属实，都说明徐璋本虽然身在劳营，确实和一般犯人有所不同。有多少右派在被逮捕判刑之前就已经在各种场合明确放弃了自己的“鸣放”立场和观点。可是并没有得到执政者的宽恕。无一例外被投入监狱和劳动教养。和徐璋本先生一道从北京第一监狱押出北京，关在邯郸南场的另一个知名右派邹震先生的遭遇就是例证。
邹震先生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后做过南京《益世报》总编辑。被捕前是新华社国际部的记者。1957年5月16日，第一次新闻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邹震先生在会上鸣放：“新闻工作的鸣放问题，就是彻底实现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问题。”等等。《这是为什么？》之后，6月24日，北京举行的第二次新闻工作座谈会，气候已经大变。事隔不过30多天，邹震先生不得不在会上检讨说，他的思想原来就是非常反动的。所谓民主办报、民主办社，就是想要党让出新闻阵地，由右派份子来占领等等；并表示愿意悔改。但是，仍然被开除公职，判刑15年。
第一次见到徐璋本先生是在南场的犯人医务室。5、6个犯人医生围着一个老人。老人个子不高，但气色比一般的犯人要好的多。他用一种很顽皮的腔调和医生开着玩笑。谈话间，他们的谈话中夹杂着一些英语，显然是一些触及了敏感话题。狱中禁用同志相称，祇听到医生们叫他徐先生。其中一个医生问老人，你的这副眼镜很贵吧，老人从鼻梁上摘下眼镜，拿眼镜的手臂在空中不停地晃动着，很夸张地说：“这副眼镜，30块美金。”我很吃惊，因为这种口吻与所处的环境是那么的格格不入，还略带一些挑衅的味道，而挑衅的对象已经超越了谈话内容和对象，指向监狱中无所不在的话语禁忌。当时，我不知道这位被称为徐先生的老人是谁。但是，从犯人医生对他的态度，能够明确地感觉到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犯人。
1970年：押解到曲周县劳改农场
1970年3月中旬，南场的近千名犯人被押解到新建成的曲周县劳改农场。劳改农场在曲周县的一个叫马疃的地方，马疃一带都是盐碱地。冬春季节，白茫茫一片，地面上全是盐碱。农场监狱建立之前，当地的农民是不在这片盐碱地上种庄稼的。
即将开始的劳动改造生活对于犯人们来说悲喜不同。对身体尚好的犯人而言，参加劳动比关在屋子里读报纸有意思，一则可以呼吸新鲜空气；一则伙食定量可以由每天的1斤增加到1斤2两。犯人的伙食很差，主食是窝头，稀粥。正赶上春荒，青黄不接，没有蔬菜吃，祇能吃一种叫跟头菜的野菜。跟头菜生长在盐碱地里，当地农民度荒都吃这种野菜。曲周劳改农场开张的第一年，犯人的死亡率是很高的。对于年老体弱的犯人，伙食不好又要从事体力劳动，加速了走向死亡。从南场刚到曲周的那些日子里，差不多每天都有死人的事情。一开始死去的犯人被葬在监狱大墻西侧的农田里。由于坟地靠近公路，不到半年时间，坟头已经曾加到一百多座，不断增加的坟头影响很坏，与革命的人道主义不相符，所以，曾有过一次迁坟行动。将路边的坟穴刨开，把里面的尸骨移到劳改农场几千亩农田的中心地块中，远离公路。被葬埋的犯人从来不用棺木，生前的被褥一裹了事，所以盐碱地的强腐蚀性很快将入土的尸体腐蚀成烂泥形状。迁坟的那几天正是盛夏，难闻的尸臭在方圆十几里的上空飘荡，挥之不去。
到达曲周农场的第一个劳动项目是沿着新建的监狱高墻外面挖掘防止犯人逃跑的壕沟。我见到徐璋本先生的劳动形象，就是在这个时候。徐璋本先生的劳动形象是很糟糕的。稍有体力的犯人都随着沟壕的加深，也越站越低于低平面，用力用铁锹将土甩上地面；地面上的人再将这些土移至由沟壕中的土堆成的陇坡。徐璋本先生由于年近60岁，被安排在地面。但是他仍然是难于应付。很快就被沟下甩上的土所包围。他拿铁锹的样子很滑稽，甩土的姿势也很夸张。他也不会躲闪从沟里甩上来的土。满身满脸都是土。所以，虽然劳动效率是最低的，但给人的印象是肯于吃苦耐劳的。劳动两个小时后，有犯人从大墻内挑开水来，这时会有一个15分钟的休息。每到这时，徐璋本先生就大声高喊：“Coffeebreak！Teabreak！”其实，确切的讲，应该叫做“waterbreak”。休息期间，徐璋本几乎每每成为聊天的中心。他很幽默，经常说些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话。记得他曾说过：“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实在是很反动的啊”。听者都知道他的这句话的潜台词，心照不宣，就算有打小报告者想揭发立功也无从下嘴，于是大家一笑了之。
没有多久，由于徐璋本先生年纪偏大，且劳作实在不得要领，狱警方面不再安排他参加高墻外的劳动。平时大队人马外出劳动，他就在狱内搞搞环境卫生。
我确切知道徐璋本先生的身份是1970年4月25日中国成功地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那个晚上。卫星上天的消息在晚间8点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的第一时间播出。狱中的犯人从高音喇叭中也听到了这个消息。半个小时的联播节目还没有结束，狱方负责人黄大队长帅20多名狱警进入高墻狱内，直奔徐璋本所在的第一中队。第一中队旋即集合。黄大队长将一摞宣传卫星上天的海报递给一中队的犯人大组长，让他分发到各个小组。黄大队长手中留下了一张海报，高声喝道：“徐璋本！！”。徐璋本从坐着的人群中站了起来。黄大队长把海报递到徐的面前，说：“念！”。徐璋本不敢不从命，认真地念了起来。念毕。徐双手下垂，等待下文。黄大队长厉声说道：“徐璋本，没有你，中国的卫星照样上天！你现在有何感想？”。全场一片寂静，等待徐璋本的答复。片刻后，徐璋本淡淡的说：“惭愧，惭愧”。后来，黄大队长又发表了一顿演说，说了些什么，时隔多年，已记不得了。
徐璋本和钱学森
在之后的若干天内，徐璋本和卫星上天成为犯人的谈话中心，我也从各类人等的谈话中了解了徐璋本是怎样一个人。其中最核心的信息是说徐璋本和钱学森都是从美国留洋回来的，且都是学导弹的：钱是搞导弹致导，徐是搞反导弹的，两人是珠联璧合的一对。
后来出狱后了解到，徐璋本和钱学森是同龄人，都出生于1911年。3、40年代徐钱二人同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钱学森在航空与数学系学习，1939年获博士学位；徐璋本1940年获博士学位。徐璋本归国较早，回国后在上海交通大学电信研究所任教。应该指出的是，钱学森的大学也是在上海交通大学读的。1955年院系调整后，徐璋本在请华大学物理教研室工作，直至入狱。从徐璋本入狱前的经历看，他归国后基本上是从事教学工作，即使他1957年不入狱，是否能够介入以后的两弹一星的工作也未可知。但是徐璋本和钱学森的私交确实很好。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2005年6月刊载原钱学森秘书，现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涂元季的文章《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钱学森》，其中写到：“1958年4月19日他又向党写了长达8页的交心材料，进一步谈了他对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认识，尤其是对反右斗争的认识。因为有人提出他在反右斗争中还去看望钱伟长，在经济上接济现行反革命份子，清华大学教授徐璋本的家属，政治立场不坚定，思想上划不清界线。钱学森在”交心“材料中深刻检讨了自己的错误。”。钱学森1958年6月16日在《中国青年报》撰文说，保证合理光照可亩产40万斤粮食。钱学森如此荒谬地为大跃进推波助澜，是否与经济上接济徐璋本的家属而被迫检讨，感到的压力太大，急于表白自己的不二衷心，以致慌不择路，留下千古笑柄，其中缘由就祇有钱学森本人自己最清楚了。
钱学森和徐璋本两个人的求学生涯几乎是一样的，但人生的结局却大相径庭：一个是两弹元勋，名垂党史；一个祇能作为平反右派被后人评说，徐璋本先生的20年囚徒生活注定了他的历史定位与科学无关。这就是命运。性格即命运。
“一打三反”运动
认罪服法活动是中国监狱独有的东西。不管是什么人，进了监狱的大门就要亲口承认自己有罪。这种活动开展之频繁，到了强迫犯人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程度。“右派反革命”有一个共同点：绝大多数是高级知识份子，而且在获刑前均有相应得社会地位。虽然以身陷囹圄，在历史反革命和刑事犯面前，他们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些优越感。这些人天资聪慧，入狱十几年把马列斯毛的书读了个通透，狱中召开的认罪服法的大会小会上，凡这等人登台演讲，无一例外，口若悬河、引证据典，舍我还谁的样子。如果扣除时空背景和认罪内容，单听演说中的形势分析和理论探讨部分，一定会认为是一位中央党校的职场教员在宣讲。笔者现在还记得听这种演讲时的感觉，那就是荒唐。在监狱中，警察和政治犯之间话语系统的趋于空前的统一，这种话语系统的无差异性是一种创造，确实史无前例。而徐璋本是这类人中的一个例外，在和他同狱的17个月中，从来没有见到过老先生登台演讲。徐璋本先生在每晚必开上的小组会上，凡轮到他发言，总是山南海北、东拉西扯。有时觉得他的发言缺少逻辑性，但时间一长，他的用意就显而易见了，他的发言的最大逻辑性就是回避对自己“罪行”的认同。徐璋本是绝顶聪明的。他的自我保护意识是很强的，他从不在任何场合从他自己的嘴里涉及与自己案情有关的任何话题，因为一旦涉及“结社自由”、“言论自由”这样的话题，说深说浅都是很危险的。
1970年春夏。“一打三反”运动的到来。社会上捕杀之风盛行。徐璋本先生在狱中独特的生存方式面临严峻的考验。曲周劳改农场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曾经将一个在押犯人送到邯郸地区召开的公审大会上批斗，最后被判处死刑，立即枪决。这个人的名字叫吴纪仁（音同）。我记得吴纪仁先生也是1957年因为鸣放入狱，入狱前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老师，年龄与徐璋本相仿。吴纪仁的杀身之祸就是起源于拒绝在小组会上承认自己有罪，在为自己辩护的过程中，毫无顾及地谈论与制度和意识形态有关的敏感问题。被枪毙之前曾多次在全场犯人大会上被批判。我残存的记忆中，吴纪仁先生的“反动言论”几乎涉及了1957年到1970年的所有重大事件，而且都是和官方唱反调的。有些老犯人早就预言：吴纪仁活腻了。吴纪仁被枪毙前已经疯癫，他被关在单人禁闭室中，路过的人都能听见他在不停地宣讲，声嘶力竭。警方说他是装疯卖傻。吴纪仁被枪毙的那天上午（确切日期记不清了）曲周的犯人没有上工，下午午休后召开犯人大会，会上宣读邯郸地区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判决公告。那张公告上判处了30多人的死刑，其中就有吴纪仁先生。估计公审大会是上午开的。向曲周的犯人宣读布告时，吴纪仁先生已经魂归黄泉。宣读布告后，狱方负责人黄大队长讲话，他警告不愿认罪服法的犯人，吴纪仁的下场就是榜样。接着，黄大队长开始点名，被点名者都是狱方认定的反改造份子，凡被点名者都必须站到会场前面的空地上。被点名者有20多人，其中就有徐璋本先生。平时的徐璋本先生由于比较开朗，所以年龄虽大，并没有给人一种衰老的印象。但这时的徐璋本先生站在那里，双目无神，嘴角下垂，另人陡然感到这是一个饱经沧桑垂垂老者，他深受精神的折磨和和人格的屈辱，已经无法继续承受下去了。
1971年7月我和其他一些人被调离曲周农场。但是，关于徐璋本先生的消息总不断传来。1973年至1975年秋季，由于中美关系解冻，美国费城交响乐团和德国斯图加特室内乐团先后访问北京。费城交响乐团演奏了贝多芬的命运第五交响曲；斯图加特室内乐团演奏海顿的小夜曲。在文革时期的中国，文艺活动向来是政治局面大走向的风向标，事到终极势必反，政治气候的转向祇是时间的问题了。监狱中政治犯的命运交响曲也进入最后一个乐章，漫漫长夜之后，已见东方地平线露出一抹鱼肚白。1975年秋季中共颁布了建国以来最后一道特赦令：释放全部在押的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军警宪特人员。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黄维将军是这个人群中最具声望的人物。邯郸地区的被特赦人员被集中到邯郸西部的慈县，后转石家庄，生活待遇有了很大的改善，月工资超过百元（相当于共产党在职县团级人员的工资）。这个被特赦的人群绝大多数早已刑满，但均未被释放，都被强迫留在劳改场就业，俗称二劳改。
狱方实际操作过程中，也许受到决策层的指示，被特赦人员并不局限在国民党人员这个范围。邯郸地区被集中的人员当中，我所知道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有原国民党第三战区潜送日俘小组组长宋忆之先生。前文提到的邹震先生也被集中，邹震先生事后谈起此事说，之所以这样做，可能与他49年以前曾做过南京《益世报》的总编有关，因为靠级评估的话，一个《益世报》的总编总不会小于县团级。至于邹先生的入狱所谓何事，却不闻不问。怪事还有，前文提到的共产党高级干部黄理文也因这个释放国民党人员的特赦令，被集中了，因为黄先生捕前享有共产党干部的级别无论如何是省军级，兑换成国民党的干部级别远远大于县团级。按照这种思维推理，徐璋本先生入狱前是清华大学二级教授，同级兑换，也不会小于县团级，因而也属于被集中人员。这次莫名的赦免来得尽管很滑稽，还是应该算作徐先生和所有被集中人员的第一次被解放，虽然这一次被解放的最大前提设置是认定这些人曾经是有罪的。
“赦书一日行千里，罪从大辟皆除死，迁者追回流者还。” （韩愈诗《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
1979年：徐璋本回到北京
到了1979年春季，中国才真正意义上开展了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数以千计的迁者与流者从千里万里之遥回到亲人的身边。我是其中最年轻的，27岁，还有重新开始的可能，一切从头再来。而像徐璋本先生那样的老人，当第二次解放降临的时候，20年的光阴已荒废和丢洒在北京监狱和邯郸流放地。同那不堪回首的20年挥手告别的时候，人生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1979年，徐璋本与我回到北京。我们最后的来往书信，是为了一本书，商务出版社出版的《我这一代的物理学》。作者是量子力学奠基人，德国科学家波恩。这本书在王府井大街的内部书店出售。我买下了这本书。徐璋本先生通过某种渠道得知后，便写信讬我帮他买一本。我再去内部书店为他购得并寄去此书。在收到我寄去的书后，徐璋本先生曾给我写过一封很长的英文回信。信中回顾量子力学诞生的过程和它对物理学的影响。其中谈到哥本哈根学派和爱因斯坦的争论以及构建大统一理论的哲学意义。
徐璋本的青年时代正逢现代物理学涅磐与革命的时代。爱因斯坦、普朗克、波尔，狄拉克、费米等一代物理学巨匠用智慧和天分开拓着物理学新天地。曾吸引了一批中国的青年智者。费米在中子诱导核反应研究中取得重大突破，获得1938年物理学诺贝尔奖。1940年，徐璋本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可以想象，29岁的徐璋本已经跨入科学殿堂，在当时的中国人中，懂得相对论和量子理论的人祇能是以数十人计，绝对是凤毛麟角。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一个没有民主和科学传统的国度，多么需要这样的人啊。那时的徐璋本先生一定有着飞扬的神采和远大志向。他本可以为自己的祖国贡献出自己的才华，也为自己建功立业。但是1957年的突变改变了一切，命运让他和多灾多难祖国一道去承受苦难。而他对物理学的迷恋和对科学的追求，祇能到梦幻中去寻觅了。
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鲁迅：《哀范君三章》）。徐璋本老先生已经作古。他不足160公分的身高；话音的南腔北调；还有那脸上总是略带着的微笑——这就是他留给我中的印象。
行文至此，陡然想起诗人聂绀弩为香港报人罗孚先生题写的画像诗《赠罗孚》：“每三句话骇天下，不七尺躯轻万夫。惜墨如金金似水，我行我素我罗孚。”徐老先生无论从身高和气质上均与罗孚先生有很多的貌似和神似。故斗胆对聂诗略作编篡以献给冥龄96岁的徐璋本老先生：
曾经一言骇天下，不七尺身轻众人。
光阴似金皆粪土，我行我素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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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富人说话，对不对？！
文章摘要: 斯威夫特的伟大之处，就是在于他懂得，人性道德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畸形的病态之关系。在英国和欧洲，几乎所有重商主义或者重农主义者们，在其经济发展史中，写下残酷的，却是毫无疑问、得到回报和财富的那一页页篇章的时候，注重实用的英国人，或者欧洲人，尤其是他们的人文主义者，却一天也没有忘记抨击这种"正确发展"带来的种种苦难。这些苦难和他们的内、外发展，一并留在了他们的文明历史中，留在了他们的小说，散文乃至诗歌里——一方面，是浩瀚的、经济政治层面的、对内、对外的民主和侵略，另一方面，是他们抨击这种民主和侵略的伟大人文写作——这才是英国文学的整体面貌。
作者 : 刘自立,
發表時間：8/31/2007
前不久重温英国文学中文字。有一篇文字很有意思，是"为富人说话者"，被英国大文豪奚落之文。此文作者就是大名鼎鼎的J.斯威夫特。他的那篇"替富人说话"的讥讽文章，写的就是所谓"献策者"的《一个小小的建议》。文章写就于1729年。此文影响甚大，先后印刷七次；仅仅1730年就引刷了五次之多。（均见《英国文学名篇选注》；此文注释是王佐良先生）这里写的，是十六世纪爱尔兰三年饥荒时期，所谓谋士们的"献言建策"——很像现在中国之现状中那些建策者言。简单来说，这些谋士献了什么言，出了什么策呢？不怕您听之毛骨悚然，他们要统治者吃掉穷人的婴儿，以避免爱尔兰经济负担过重。这些所谓"重商主义"建言，使得斯威夫特非常恼怒，故而用反讽激评之文，做出异乎寻常之反映。乃至此文一旦出世，就成为他的传世之作；还警醒了我们中国读者于今天。这个事情，很有点西文东见，相见恨晚之结。
那么，那些"政治算学家"究竟如何给统治阶级出主意呢？他们先来一个泛价值主义估算，就是说，来一个一切皆有价值说——例如，一个叫做S.Madden者就公开主张对爱尔兰贫民身价做一个普遍估算，每一个人值三十英镑，其价与奴隶相等。斯威夫特说，爱尔兰国民皆有身价，也就是国民"财富"，计算以后，显示了其数学般精准。只是，他们将此主张略加引申——说道，既然乞丐太多，救济无方，"为了使贫民由'公众负担'转变为'国家财富'，首先应该将他们的婴孩当作食物卖给有钱人吃"（王佐良汉释）。而且，他们不主张只是吃掉一二婴儿，而是主张全部吃掉这样的婴儿——这才是解决其人口问题之唯一办法。
这也是人民国家财富说，在其国家（那个时代）之具体体现。
何以要如此"人道地"、"正确地"吃掉孩子们呢？原因是——
1，他们这些穷人的孩子从小就是惯偷，所以要及时吃掉之——抑或，可以用其皮，做精致之手套或者凉靴。
2，"这种食物虽然贵一点，但是我想，地主们不会介意；......地主们已经吞食了穷孩子的父母，也就最有资格来享用穷孩子本身。"
3，王佐良先生用了也许过时（但是，笔者认为绝对没有过时）的语言，来形容这样一种饕餮艺术——他说，"我们看清了当时英国资产阶级曾经拿了理性做鞭子去抽打封建地主和教会，但是他们现在却拿理性做屠刀，来杀害一个国家的几乎全部穷人的孩子了。"
4，王先生做背景分析说，十五世纪以来，被圈地运动搞得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广大英国农民，加上那时正在出现的英国工人，都身受戕害，遍体鳞伤——这句话，彻头彻尾可以转用到中国。
5，处在英国"盛世"之资产阶级时代；"连诗人蒲柏也歌唱'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时候，"斯威夫特却用这种"惊心动魄"的文字，纪录了他对于当时之富人和爱尔兰及英国上层的批判。
经过三、四百年的搁置，当我们重新阅读此文——且配合今天人们争执之、是不是应该"为富人说话"之议题——难道不会产生很多联想和很多判断吗？这些判断是，英国或者爱尔兰富人，是不是合法取得他们的重商主义财富？也许，回答是肯定的。如果是肯定的，那么，其中某些残酷性因素，也就大可不必追究之。是的，从经济学观念看之，一切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残酷，好像都是不受指责的；所以，斯威夫特也就没有正面抨击之，而是也许迫于无奈，出于幽默，站在了吃人者之呵护经济规律的立场上来，赞同把"吃掉穷人的孩子"和"发展才是硬道理"，联系在一起。这样看来，难道吃掉孩子，有什么不对吗？这个手段和目的的残忍统一，于是出现在斯威夫特的辛辣文本中。
用一些道貌岸然者的语言来说，就是，发展的"润滑剂"，把孩子们给毒死了，吃掉了；但是，吃掉孩子，难道不会换来以后的繁荣和公正吗？他们如是说——就像他们杀掉二十万，换来二十年稳定——当孩子们在黑砖窑里，被一天天吃掉的时候，他们这些道貌岸然者，会拿出很多重商主义或者别的什么主义之理由，说，富人们，是可以说话地！他们，是现实而且合理地！他们，无论如何是中国经济的火车头！是的，我们认为，在"现实和理性"层面，也就是王先生刚才说过的"理性"层面，一些为富人设置的"理论正确性"，似乎是不可推倒的。如果排除了富人攫取第一桶金的全部合法性，那么，中国经济发展，也就成为了0度写作！事情确实如此——难道可以完全彻底干净全部地排除有血有污的经济发展和原始积累模式，官商勾结模式，党化私有制模式，而幻想出现纯粹又纯粹，正确又正确的经济发展之完美中国模式乎？（我曾经开玩笑，问一个年轻的亿万富翁，说，我来写写他的发迹史。他说，你可别吓着我！）
反之，如果我们不追究第一桶金或者第二桶金、第N桶金，我们难道不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言说此吃人之事吗？
也就是说，在无奈经济发展的官商勾结之中国模式以后，我们难道不可以学习一下斯威夫特，来一个人文主义之关怀吗？难道中国的事情，就只是剩下和爱尔兰地主一样吃掉孩子，谋求发展——这样一种吃人经济，而别无其他乎？砖窑里黑暗的、被吞噬的孩子命运，难道不可以触碰一点点"重商主义法则"百般如此的正确性乎？除去经济发展的所谓规律，中国文人，难道就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知道乎？在为那些"正确"的富人说话的时候，也许，只有斯威夫特，才会另做别想，给那些正确或者不正确之富人、官僚和统治者，一个"献言建策"的机会。斯文如此之美妙而激烈的写作，换成我们国人的语言，就是下面的诗句——
"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
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
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吸毒的妈妈七天七夜不回家
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艾滋病在血液里哈哈的笑
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爸爸变成了一筐煤，你别再想见到他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饿极了他们会把你吃掉
还不如旷野中的老山羊，为保护小羊而目露凶光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
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
是的，孩子们就是这样，在富人建立的原则下，为了中国的前途和"正确性"，丧失了他们少年的性命。我们重复说，"为富人说话"，没有不对——只是，何以斯威夫特，在那个富人正确的"盛世"，却偏偏要为穷人说话呢？难道他不懂得英语中，那些正确的语势，会阻碍英国经济伟大的发展吗？
课题之研究，完全不是这样。
斯威夫特的伟大之处，就是在于他懂得，人性道德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畸形的病态之关系。在英国和欧洲，几乎所有重商主义或者重农主义者们，在其经济发展史中，写下残酷的，却是毫无疑问、得到回报和财富的那一页页篇章的时候，注重实用的英国人，或者欧洲人，尤其是他们的人文主义者，却一天也没有忘记抨击这种"正确发展"带来的种种苦难。这些苦难和他们的内、外发展，一并留在了他们的文明历史中，留在了他们的小说，散文乃至诗歌里——一方面，是浩瀚的、经济政治层面的、对内、对外的民主和侵略，另一方面，是他们抨击这种民主和侵略的伟大人文写作——这才是英国文学的整体面貌——法国之雨果，难道没有批判西方的殖民主义强盗吗？而我们的、那些只是懂得富人正确，取之有道的学人，恰恰忽视了问题的整体性。反之，如果斯威夫特也来帮腔证明，他们的经济发展之正确性，富人的无错误性，试问，他的历史地位，难道还会留存人间一星半点乎？
不要说，中国的情形，和当时英国、爱尔兰乃至整个的欧洲并不一完 全样。起码，他们实在是有过一部、也许很是虚伪的宪政，但是，我们却连这样一个起码的法治也不存在。我们的孩子们，既无经济政治语系的辩护和保证，也没有出现任何类似斯威夫特辈的人文关怀。他们只是成为一些冰冷"理性"分析的牺牲品——这样的分析，在他们被繁重的奴役劳动或者别的摧残致死的时候，得不到半点人身和人命的"正确"关怀。"吃掉一切穷人孩子"（吃，乃是一个更加宽泛的动词）——这样一个非人性经济宣言，似乎很对我们那些辩护士的胃口——只是他们换用了一个说辞。他们说，穷人和富人，都是对的，是要他们守法、合理、健康——斯威夫特却说，英国或者爱尔兰富人是无可容忍的，即，如果他们为了发展经济，可以吃掉穷人的孩子，他们的原则，却只是遵循了野兽之道和丛林法则；斯威夫特的不容忍和我们中国人的容忍，确有天壤之别；斯氏写作达到几乎是讥讽的顶点，而我们中人，却是模棱两可，含糊其词地"为富人说话"，讲"容忍之道"——这里的罅隙究竟何在哪？就在这样一个分析上面。我们认可了富人的原始积累和穷人的原始贫困。这样一来，发掘"正确性"的源头，就被隐没在血腥的吃人生番的黑砖窑里，看不见了。事情，难道不是十分清楚吗？
一些统计资料显示，太子党一类富人，已经成为"富人"这个名词的专用代名词——他们占据整个国家财富的百分之玖拾以上。对富人说"对"者，可以去他们府上歌唱"正确"和赞同"吃掉孩子"——他们这个经济正确性，也许甚至可以附加政治正确性了。这个集合名词的绝大、绝多内涵，难道可以全数包揽那些占据不到边缘份额百分之几的、少而又少的、"正确"攫取资本的"富人"？他们难道是这个词汇的主要内涵？就像我们前此说过，文革，就其名词学解释而言，就是文革，仅仅是文革——"反对"文革者，不是文革一部分；纳粹，就是纳粹，暗杀希特勒者，不是"人民纳粹"，是"反对"者——"人民文革"，如果正确，就是"反对"文革——如果在此对"富人"做一个解释，就是那些世袭统治者，原始积累者、官商勾结者，加上少数"正确"和"健康"发家者——他们，几乎成为这个名词的隐没部分。而穷人和穷人的孩子，则是十几亿，占据了绝对大多数！
难道事情还要怎样估计和判断，才正确乎？
"穷人"或者"富人"，在中国政治学、逻辑学和语言学指涉中，其实完全是被颠倒或者混淆的概念。革命斗争中，打倒资本家和地主的斗争；继而打倒和剥夺所谓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再打倒一切具有某些家当和财产的一切人，成为革命到文革以来，中国富人（乃至一切中国人）悲惨命运的写照——而不要忘记了，毛贼，在那个富人倒霉的时代，已经成为实际上的亿万富翁（他的所谓的稿费等等收入——实为一种抢劫，由国家机器强制的'商业行为'）。这样，富人的财产及其人格完全被毁灭。改革以来，邓的政治逻辑成为上述逻辑之反。一切加在贫困身上虚伪而下贱的美名，开始被这些党人和党阀自己，从文化宣传和经济操作上加以颠覆。他们在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变成了他们打倒过的地主，资本家和各类资本占有者。他们的革命嘴脸，已经十分难看，革命观念，已经十分丑陋，革命真理——实践检验——其实是党检验，已经极其虚伪。没有任何他们在毛时代歌颂穷人的语言和思想，可以拿来为其所用。一种前赤贫，前痞子式的新贵，在一种色厉内荏的意识形态杂居和乱交中，派生出"先富起来"、这样一种反毛主义。于是，中共权贵的穷人旗帜，已经偷换成为富人旗帜。但是，这些原来的革命赌徒，缺少所有普世贵族应该具备的品质和修养，更不要说其国家机器之权贵建构了（看看罗马的元老院 ，英国的市民社会，法国的第三等级和德国的普选，我们的富人在鼓捣一些什么名堂呢！）——不要说辛亥以来，国民党本身，已经不是贵族文明之载体——何论"农民起义军"及其子弟乎！这样一种新富人，他们的品质内涵和现在国人人伦堕落，道德扭曲，文化恶搞等等劣等现状，与唯物与唯心之党文化品质，难道不可以完全可以划上等号乎！在这样一种"新富人文明"面前，为其说话者，难道不知道，他们的富人意识形态，既不是皇族文化，也不是民国文化，甚至就连纳粹崇尚贝多芬，斯大林崇尚托尔斯泰那种人文品质，也压根不是。对于这样一种可悲可怜的文化富人，我们除去言说其丑陋，难道还有何话说？在这个层面上，为富人说话的文明和文化基础何在？
那些落网的贪官污吏仰仗的卑鄙文化，难道可以证明未落网者文化之高尚，且要为之说话乎？
你为什么不为被打倒的、过去的资本家和地主说话，主张对剥夺者，来一个反剥夺主义，来一个正当资产的"拿回主义"？
你为什么不去言说这个极权主义制度下的财富攫取之恶，反倒要来一个恶中取道，颠倒良莠呢？
你为什么不去评价，中国六亿人民，何以在十七年，成为毛的赤贫奴隶，而单单为现在、这些党的富人们说三道四，不遗余力呢？
你究竟是无知于新富人崛起的极权主义背景，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呢？
我们说，阶级斗争，是一个十分简单，也十分复杂的课题。毛说的"阶级斗争"，是一种人人反对人人的斗争——是极权主义时代的"非阶级"斗争产物。但是，当中国实行了半市场经济和半资本运营以后，人们无权取消"阶级斗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的阶级斗争里，人们才能看到富人的不正确性和穷人抗争的正确性。我们强调，在英国后奴役时代，后斯威夫特时代出现的，类似社民党人和开明专制时期产生的工人工会一类斗争组织，早已成为西方中下阶层阶级斗争的必要武器。这些组织，形成了反对包括资本家吃人，吃孩子在内的、任何非人道行径的斗争载体。我们看到，工人农民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这就是在美国和欧洲大街上，永远不会绝迹的阶级斗争——当然，他们排除了马克思暴力夺取政权的民粹主义。
可是，在中国，共产党现在要消灭的，正是在此意义上的"阶级斗争"——阻止工会，阻止农会，阻止一切穷人组建争取社会权益和各阶级利益的独立组织。他们在历史上，运用民粹和利用农工革命的可恶势头，势必会发展到它的反面——最后，就会真正阻止和扼杀农工的阶级利益，取消阶级斗争，取消组织工会农会的一切权利。可惜的是，左派和右派中人，一样看不到这个因素。其中一些人，在穷人组织完全被禁止的情形下，却奢谈富人的既得利益和正确性——而富人的利益代言人，甚至可以占据党组织的高层席位（如，黑砖窑头子和县市领导沆瀣一气，等等）——真不知道他们的屁股是不是坐得很端正，很优美！
- Re: 鍗㈡．鍫″拰绀句細姘戜富涓讳箟锛堝浜岄/鍏朵腑涓�绡囨槸杞浇锛�posted on 09/01/2007
我喜欢这一篇， 因为我喜欢卢森堡。她的骨子里是个理想主义者。
燃灯有一线和卢森堡有关，我找出来。
http://www.mayacafe.com/forum/topic1.php3?tkey=1168809818 - posted on 09/01/2007
July wrote:
我喜欢这一篇， 因为我喜欢卢森堡。她的骨子里是个理想主义者。
燃灯有一线和卢森堡有关，我找出来。
http://www.mayacafe.com/forum/topic1.php3?tkey=1168809818
xiexie luly.卢森堡能够被新体验完全是阿论特的提醒。她所属的语系原来被列宁们毛们笼罩了，搞得当时小孩子不懂，理解不了——现在，事情好像逐渐清楚，清晰起来。有一种反列宁主义被西人主流接受了。当然，他们的先驱还是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俄国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就晚一点觉悟。
总之，语系颠覆，不是在五六十年代，也不是在七八十年代的事情，实在是在九十年代以后。
那个“鸡、鹰论”，较嫩者，就没有背景移动之感了。
- posted on 09/02/2007
对对对，现在想想，那些修正主义好像都很有道理。
zili wrote:
July wrote:xiexie luly.卢森堡能够被新体验完全是阿论特的提醒。她所属的语系原来被列宁们毛们笼罩了，搞得当时小孩子不懂，理解不了——现在，事情好像逐渐清楚，清晰起来。有一种反列宁主义被西人主流接受了。当然，他们的先驱还是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俄国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就晚一点觉悟。
我喜欢这一篇， 因为我喜欢卢森堡。她的骨子里是个理想主义者。
燃灯有一线和卢森堡有关，我找出来。
http://www.mayacafe.com/forum/topic1.php3?tkey=1168809818
总之，语系颠覆，不是在五六十年代，也不是在七八十年代的事情，实在是在九十年代以后。
那个“鸡、鹰论”，较嫩者，就没有背景移动之感了。
- Re: 鍗㈡．鍫″拰绀句細姘戜富涓讳箟锛堝浜岄/鍏朵腑涓�绡囨槸杞浇锛�posted on 09/15/2007
把自立这篇顶上来，再读。 - Re: 鍗㈡．鍫″拰绀句細姘戜富涓讳箟锛堝浜岄/鍏朵腑涓�绡囨槸杞浇锛�posted on 09/15/2007
自立这几篇振聋发聩，不知道某些“教授”看了做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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