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是同性恋者，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在19世纪俄国的上流社会，同性恋仍然是一件羞耻的事，柴氏为了见容于社会，甚至决定结婚，在1877年娶了一个莫斯科音乐学院崇拜他的女学生，原以为这位思想简单唯他是从的女子，可以和他维持夫妻的名分，却不料婚后发现她竟是一个性欲狂者，两个人的婚姻勉强支持了九个礼拜就宣告破裂，后来柴氏的兄弟——也是一个同性恋者——把他救回圣彼得堡，他终于精神崩溃。
柴可夫斯基是一个十分内向的人，精神复原后仍然免不了受头痛之苦，于是他酗酒、打牌，并且时常暗自哭泣，对于自己的作品毫无自信，幸亏他在1877年结婚同时认识了一个有钱的梅克夫人，两个人都很害羞，所以约定避不见面，以书信维持十几年的友谊。也由于梅克夫人的资助，柴可夫斯基才可以辞去教职，专心著作，为后世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
柴氏的《第六交响曲》本来他自己命名为“节目交响曲”——至于这个“节目”指的是什么，却是一个谜，后来他的兄弟将之改名为“悲怆”，似乎有点缅怀同性恋的悲怆命运的意思，性学家蔼理斯(Havelock Ellis)就径称这首交响曲的秘密“节目”就是同性恋的悲剧，也有的乐评家认为他的《第五交响曲》中的“命运主题”所指的也是同性恋。
同性恋音乐家
纸上漂过的音符
十多年前有一部非常出名的影片《乐圣柴可夫斯基》(Music lover)，导演是在英国专门以拍音乐家传记出名的肯·罗素(Ken Russell)，就是描写柴氏的这段“冤孽”，记得我当时颇受震撼，片中有不少十分大胆的场面，最后的疯人院镜头(与柴氏仳离的妻子和无数男子有染后终于发狂，进了疯人院)尤其惊心动魄。
我受白先勇之托举出柴可夫斯基的例子来谈西方音乐界的同性恋，初步目的只是为了证明一个事实：音乐界——甚至艺术界和文学界——中的同性恋者极多，至于原因如何界定，这有待专家们的研究。从一个外行人的立场，我也许可以分两面来谈谈。
柴可夫斯基的例子，使我感觉到他的同性恋和他的内向性格是互为因果的，特别是在一个闭锁的社会中，同性恋被视为羞耻之事，于是更促成柴氏内心和外在生活之间的距离。他的内心煎熬，无法经由正常的渠道公诸他人——甚至在他和梅克夫人的通信中也不能提起——遂诉诸音乐。这是一个极粗浅的解释。然而音乐语言的本身并不足以代表作曲家的感情，虽然柴氏在创作《第六交响曲》的时候饮泣再三，但这并不表示乐谱中的音符充满了同性恋的影子。我认为“标题音乐”或“节目音乐”这个名称，事实上是有点骗人的，其实音乐不可能有标题，我们听一首交响曲，自己脑海中会产生一些幻象，但因人而异，有的曲子可以使我感动，但并不一定引起别人的共鸣。同性恋和音乐的关系不在于乐曲的形式和内容，而在于创作行为本身。关于这一层次的分析，其实弗洛伊德已经做过(参见其对达·芬奇的研究)，浅显地说，艺术作品只能象征地表现创作者的内心世界。从心理学的立场来说，我们只能把柴氏内心的压抑看成他艺术创作的原动力之一。如果柴氏是一个正常的人，也许他不一定能够创作出这么多动人的作品。这个论点，勉强可称为艺术家的“煎熬说”。
然而我觉得我们也可以从另一方面来谈艺术上的同性恋：艺术本身是对于各种形态的美的追求，在这种追求过程中，人体——甚至人“性”——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古希腊的雕刻中不少是颂赞男性的人体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各流派中，也更多以男性——特别是青年男子——为美的化身。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威尼斯之死》是一个很著名的例子，故事中老艺术家在威尼斯的一家旅馆中惊鸿一瞥，见到了一个波兰贵族青年美男子，于是展开了意识上和心理上的追求，但并没有诉诸真正的行动。我认为这基本上是“形而上”的一种对美的向往，而且和老年人对于死的恐惧恰成对比，美和死是西方现代文学中两个极重要的主题。
据说托马斯·曼本人就曾有过类似的经验，然后才写成《威尼斯之死》，而当意大利导演维斯康蒂(Luchino Visconti)把这篇小说改成电影时，就直接地把故事中的老年人影射作曲家马勒(片中的主要音乐是选自马勒的《第五交响曲》)。维斯康蒂的本意，我不得而知，也许他以音乐来代表所有的艺术，也许他认为(而且他也确曾作过研究)马勒的内心有同性恋的倾向，虽然马勒结过婚，而且婚姻也似甚快乐，他可能是一个“双性人”。
也许我们可以说，在艺术美的领域中是不分性别的，往往产生“双性”的形式。一个美的化身，可能是男性或女性，甚至也可能是双性(androgeny)；而一个追求美的艺术家，其本身的性取向也可能是双性的(bisexual)。西方现代音乐家中，除了纯同性恋外，双性恋的例子也不少，最有名的是美国指挥家和作曲家伯恩斯坦，当妻子过世、子女成人后，他公然从异性恋“回归”同性恋，带着他的年轻男伴侣到处旅行演出，伯氏是一个很热情的人，常常在指挥完毕后，下台亲吻乐队的首席小提琴手，我就亲眼看到维也纳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在被伯氏拥吻后啼笑皆非的窘状。然而，我想，在伯氏的眼里，他已经不再是一个男人或女人，而是一个促成演奏成功的“美者”。
西方音乐界的同性恋者，已经公开承认不讳，由于他们的成就使得同性恋不再是羞耻的行为，而是音乐界和艺术界的正常现象，甚至把同性恋变成一种有艺术感的生活方式，这是一个世纪前的柴可夫斯基很难预料的。
- Re: 鍚屾�ф亱闊充箰瀹�--鏉庢姊�posted on 11/10/2007
七月这标题有误导。 - posted on 11/12/2007
如果柴氏是一个正常的人，也许他不一定能够创作出这么多动人的作品。这个论点，勉强可称为艺术家的“煎熬说”。
作者在这里未能提到贝多芬一个字, 我感到很吃惊. 也许作者李只想就同性恋而谈,而不是对音乐家的性格品质做全面分析.柴氏性格弱点其实很突出.
要说"煎熬说", 谁能比得上贝多芬. 一个音乐家变成了一个聋子. 这种折磨和打击更是一种煎熬,至少不亚于柴氏. 但是贝多芬的精神和毅力, 柴可夫斯基根本无法相比. 贝多芬vs 柴可夫斯基, 他们天生性格的差距比他们音乐天赋的差距要大得很多.
July wrote:
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是同性恋者，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在19世纪俄国的上流社会，同性恋仍然是一件羞耻的事，柴氏为了见容于社会，甚至决定结婚，在1877年娶了一个莫斯科音乐学院崇拜他的女学生，原以为这位思想简单唯他是从的女子，可以和他维持夫妻的名分，却不料婚后发现她竟是一个性欲狂者，两个人的婚姻勉强支持了九个礼拜就宣告破裂，后来柴氏的兄弟——也是一个同性恋者——把他救回圣彼得堡，他终于精神崩溃。
柴可夫斯基是一个十分内向的人，精神复原后仍然免不了受头痛之苦，于是他酗酒、打牌，并且时常暗自哭泣，对于自己的作品毫无自信，幸亏他在1877年结婚同时认识了一个有钱的梅克夫人，两个人都很害羞，所以约定避不见面，以书信维持十几年的友谊。也由于梅克夫人的资助，柴可夫斯基才可以辞去教职，专心著作，为后世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 - Re: 鍚屾�ф亱闊充箰瀹�--(By鏉庢姊�)posted on 11/12/2007
Not much better than tabloid writing. Illuminate neither music nor homosexuality. - Re: 鍚屾�ф亱闊充箰瀹�--(By鏉庢姊�)posted on 11/12/2007
那三个Ｂ还好。不过有心挖掘，迟早也有同性恋倾向的。
比如，在音乐台上亲了哪个金发男孩，在公园里散步屏弃了哪个诱人
的女孩，都可以写的。
以后还有工作要作，比如亲了阿猫阿狗，都可以作文章。
这文化就一级级开拓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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