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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彬彬“复出”与文革回潮——《观察》专访文革研究者刘自立

中国信息中心

《观察》：刘先生您好，3个多月前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90年校庆"评选""知名校友"的活动中，"文革恶之花"宋彬彬的大型展板竖立在学校大操场上，校方且将毛泽东接见宋彬彬的照片和受难者卞仲耘的照片一并刊登在了《校史》和《图志》中。12月22日，卞仲耘先生之夫王晶垚先生发表公开信表达抗议之声。目前北师大附中及相关人等似乎还没有任何回应。《观察》网站（www.guancha.org）想就此采访您，不知您是否方便回答以下的问题。

作为文革研究者的您，对此事有怎样的关注？期间有过怎样的行动或努力？

刘：师大女附中所谓玖拾周年校庆的事情，是王晶垚先生告诉我的。他对于校方借校庆展示宋彬彬等人的"光荣事迹"，极表愤慨。他说，"这是他们对抗党中央"！

意思是，校方把中共已经否定的文革，重现在他们的纪念册上，尤其是刊登66年八一八毛接见宋彬彬，宋给毛戴上红卫兵袖章的文革旧照——这件事情说明，中共高层起码是纵容了校方的文革复旧风；说明，文革阴魂不散，正在大面积影响现在在校的中学生以及他们的学长辈学生，乃至整个轻年一代……从这个学校纪念仪式上散发出来的文革气味，和现在中国的崇毛热，复毛狂，形成文革血腥气味的回潮，说明中共的所谓"以史为鉴"，正好是忘史为宗，企图造成一个全民遗忘历史和扭曲历史的政治虚无主义和文化空白主义氛围，且在完全丧失任何价值判断和道义判断的社会钳制中，使得文革中，被喂狼奶的一群人，可以不担心后继乏人。现在的青年人，正在沿着这条枉顾历史和文化，价值和良知的邪道，滑到文革复辟的险途。这是王先生和我们关注宋彬彬热重新崛起的原因。

为此，我们和王先生一起，起草并且发表了上述公开信。

之所以引用中共中央否定文革的所谓"决议"，是出于邓当时否定文革的特定历史意义和时空意义。起码，在文革导致国家崩溃这一点上，邓氏否定之，有其正面意义——而决不是像一些人所言，邓的否定是负面的——如果按照他们的说法，文革成为所谓正面举动，那么，以后的拨乱反正也要给予否定，所有被平反和被改正者，都要重回地狱。这个对于文革的坚持，是一种反动。

我们的意思是，现在的官方最高层，正好没有坚持哪怕是邓的对于文革的否定，而是开始重新回到对于毛的崇拜。这正好导致了上述倒行逆施的出现。

当然，就我本人而言，我对于文革的否定，是不会按照中共的决议思维和行事的。我主张引入对于极权主义和文革批判的普世价值。

《观察》：据说卞仲耘先生被北师大女子附中学生打死后的第二天，王晶垚先生便拿出积蓄买了一台上海牌照相机，把事件的许多细节拍了下来，成为重要的证据和史料。文革后王晶垚先生开始四处申诉追查凶手，尽管申诉不已，却从未被立案。然而41年过去了，官方对文革的有意回避是否在伤害着更多人？

刘：王先生说过一句话：不能诉诸法律，就诉诸历史。中共有无法治？现在有争论。但是，起码在处理卞仲耘案这件事情上，中共无法，无德，无法无天，是铁定的事实。这个事实已经延续了四十一年。所以，王先生在第一时间的想法和做法，就是记录历史。一如您所言，他把很多历史细节，用照相机拍摄下来了。也许，成为文革中这样选择抗争的第一人。

我认为，官方回避文革是事实——但是，他们岂止是仅仅回避——他们是在以崇毛热的再度兴起，造成一轮轮对于国家历史的涂炭。这样的伤害——诚如您所言，使得文革受难者不得昭雪，六四受难者不见天日，使得无数血案暴行，被看成是毛的革命"证伪"论和革命试验品。诸如此类的说法不计其数，也越来越难于澄清。

一个美国学者将此概括为：他们这些红卫兵，打出"人民文革"的旗号，企图为所有的暴民政治辩护和翻案。这个势头，还被海外很多文革研究者首肯和鼓励。这些伤害将是旷日持久的；其伤痕，正在癌变和毒化。值得严重关注。

《观察》：一个没有背景的平凡人杀人犯罪得到惩罚或者自行忏悔的机率往往远大于有特殊背景的犯罪者。文革是罪魁祸首毛泽东引领下的一场集体罹难、集体犯罪，中国古语言罪不责众，或许红卫兵们认为集体罪行理所当然会获得集体豁免，所以他们一直以青春、激情等借口来拒绝谢罪和忏悔？

刘：这里有几个层次：一个是，毛氏是文革发动者，他要负责，是第一罪责承担者；无论人们怎样为其辩护，说是水落石不出，宜粗不宜细，要向前看，要"相信未来"，都是胡言乱语。对于毛的追究，已经在道德和历史层面展开，并会永远持续下去，直到把这个极权主义的东方斯大林驱逐出神祗、神龛。

第二，刘邓对于1949年甚至1949年以前，我所谓打倒蒋介石－奴役全中国，有责任。文革里，他们执行毛的工作组路线，有责任。邓把卞老师定为四类分子，有责任。宋彬彬，刘静等人对于工作组镇压——卞老师在1966年六月份就被殴打，被严重伤害——有责任。她们以一校主持，纵容红卫兵殴打卞老师，有责任。她们秉持毛，江青在66年七月份鼓动暴力主义，对八月五号的殴打暴行置若罔闻，是对于国家暴力主义的袒护和纵容，她们有无可推卸的责任。她们在卞老师被殴致死以后，秉承吴德这个毫无人性者的发言：死了就死了——且在校园里正式予以广播——她们有责任。她们现在企图用看望王老，与之合影等等手法，企图把国家暴力推卸在所谓社会上的"坏人"身上，她们的这种混淆视听，蛊惑大众的手法是很为卑劣的——对此，她们对于2007年的八一八复旧，有责任。

这样，所谓集体屠杀的说法，就呈现了她们企图用全称称谓和集合名词，具体抽空文革暴力责任者的罪行，以达到大家有罪，罪不罚众这样一种偷梁换柱术，然后逃之夭夭。这个把戏只能哄哄孩子，不能欺骗所有健全者和良知者。

人民，常常被这样的官方舆论视为文革罪行的挡箭牌。这也是最后一个层次。简单来说，人民之所以被毛看成人民，是因为他们服从了所谓"人民内部"的称谓——而这和民主社会人民及其合法反对派/不反对派的身份，完全风马牛不相及。这里就不细说了。

《观察》：您发表在《观察》的《2007年的八•一八》一文中提到"国耻日被某些妄人视为了光荣日"，文革余毒对人们的戕害还在发挥能量？

刘：其实，这个问题上面已经简单叙说过。文革余毒乃是极权主义社会必然的"现毒"，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无可剥离的。没有极权主义之道就没有文革；没有文革，也就无法体现极权主义之道。在这个意义上，光荣和耻辱被完全颠倒，黑白颠倒了。在我们和王先生看来，文革是一种奇耻大辱，而在人民文革派看来，文革是莫大的革命和造反之荣——究其关键，就在于人民文革派是要施行毛氏革命和造反——也正好因为毛氏本人及其政党带来压迫性社会，毛氏本人完全有借口施行"造反有理"。我们的说法是，毛自己可以打倒自己——他打倒他的七大，八大后，过渡到九大（党代会），打倒刘少奇——然后，他又否定九大，打倒林彪。所有这些，都是毛氏打倒毛氏，再生新毛氏的拙劣伎俩。所以，人们欢呼说，毛氏是打击官僚集团的人民文革领袖，就是一种妄说。

这个余毒，甚至和宋彬彬的余毒一起，成为毛氏再现和崇毛再现的一币两面。

《观察》：中国从1949年10月1日或者从更早的1927年开始就进入"国耻日"了吧？49年之前的共产党AB团、延安整风运动等，到49年之后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三年大饥荒、反右等可以说都是对文革的预演，必然会导致文革的全面爆发吧？

刘：是的。有一个台湾学者在参加VOA访谈节目中说，毛氏，是开国有功，建国有错，文革有罪。我们说，他的开国，毫无功绩可言——就是打倒蒋介石，奴役全中国——文革是奴役之最。而且，诚如您所言，如果他开国有功，以后一系列运动就不合毛氏逻辑了。

《观察》：1966年，您才16岁。文革爆发的过程中，给您内心留下最深刻的烙印是什么？

我父亲罹难文革。这是最为深重的烙印。但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反思，使得我做为一个体制内人士的孩子，变成了反叛者。这个时间大概是七十年代初叶。文革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阿克顿那句话，上天堂的希望，把人们引向地狱——我文革初期的巴黎公社主义、绝对平均主义梦想彻底破产。

《观察》：从某种意义上讲，您是否认为红卫兵也是一种受害者？

刘：红卫兵首先是迫害者——和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相反相成——不能把这个定义的余绪，红卫兵受蒙蔽，说成是完全受害。

红卫兵的经典意义，就是血统红卫兵，就是红色血脉。按照文革时期说法，就是45年以前参加革命的人的后代，才是红卫兵。北京地区，就是联动，西纠（西城红卫兵纠察队）。他们就是红卫兵最准确的人选和定义。

后来的，大面积红卫兵，都是跟着哄的，跟着跑的。不是贵族红卫兵——红卫兵是一些血统。

这些人现在高居官位，是所谓"直接接班人"。

需要指出的是，中共否定了造反派，但是从来没有否定红卫兵——这是问题、也是课题的关键。

《观察》：您文中还提到"中国人有盲目乐观的病症，他们在欢呼四人帮倒台的时候，并未考量到短暂的邓式"开明"后，马上就会转化为后极权时代的种种掌控。他们也根本没有考虑红卫兵们的崛起。"官方对文革的规避，大陆媒体对文革的噤若寒蝉，中国在现行体制下有无"宋要武们"再次狂热躁动、文革悲剧重演的可能？

刘：也就是说，红卫兵延续了邓氏所谓权贵改革的路线图。他们是血脉继承者，是宗旨继承者，也是权利继承者。在这个意义上，邓氏极权主义或者后极权主义，正好是由他们的子弟在政治上加以继承的。这个血统"合法性"，正好是对于普世价值最大的反对和嘲讽。这些亿万富翁们，正好是实际上的经济得益者和政治统治者。他们和毛氏"人民"，不是一个概念；和广大红卫兵，也不是一个概念。所以，研究邓氏改革和研究毛氏革命一样，如果忘记了他们的权贵主义要害，就什么也谈不成，谈不拢。毛氏革命是奴役，邓氏改革也是奴役。

《观察》：实际上，回过头来看，邓也并非开明，是被形势逼到了那份上。1989年邓也再次践行了毛式血腥，包括后来在镇压六四中表现突出的江泽民、在镇压西藏方面表现突出的胡锦涛，这都是被定为中共接班人的"特质"。对此，您怎么看？

刘：这个东西是一脉相承的。刘邓镇压就是国家机器镇压。66年是官方工作组，89年是坦克步枪，都是官方镇压。毛有点独创，就是阿论特说的，人人反对人人——就是群众斗群众，是武斗加文斗，是暴民政治或者说是"人民文革"——这个东西是纳粹主义煽动。邓不会，也不懂，直接开坦克上街。

这是毛、邓不同处。骨子里一样，是镇压。

《观察》：有人说只有清算毛泽东，才能清算文革。可是中共政权的存在是不允许彻底否定毛的，那么文革就始终得不到正视，这样都给当下者、未来者认识文革带来了巨大障碍，是否就这样僵持着陷入了黑洞？

刘：这个话题很大。分成内外两层。简单说，内，就是极权主义对国人从思想到经济的剥夺和控制。这个东西还有寿命。外，正好是这个寿命的维护者，美国西欧和日本政府对于中共政权的绥靖主义。这两个东西连襟一体，同构，形成中共政权的特色。这个特色不是中共自己说的，是国际资本利益驱动形成的中国国家合法性。这个东西很厉害。所以，中共政权乃至整个中共历史定位，文革定位，要看全世界历史学者如何分析西方国家认可中共政权，这是第一前提。这个前提不废除，中共统治是不会结束的。在此意义上，文革是这个大系统里的子系统。

说句笑话，美国人会追捕文革迫害者而指控其文革之罪吗？不会！

于是，我们看到，纳粹被追捕，文革余孽却完全和美国社会水乳相容，不被任何追究。

《观察》：谢谢刘先生的深入分析。祝愿您在新的一年里有更多的佳作问世。

刘：谢谢，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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